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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珀西·雷蒙德·霍尔在一战中可能只是个小兵，但他对“帽檐镶着金边的傻瓜”下达的刀挑敌人的命令的指责却一点没错：“战场一马平川，敌人距我们有一英里远，怎么用刺刀？没等你靠近呢，他就先用机枪把你放倒了。”珀西·霍尔，“琐忆”，1985年，页2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陆军J.富勒少将，《讲演集》（伦敦，1931），页14—15；陆军上校约翰·麦克唐纳爵士，“堑壕战中刀的作用”，《皇家整编军事学院院刊》，62卷（1917），页65—66；A.特纳，“总攻时刻”，页5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斯宾塞·威尔金森，《战场初尝教训》（伦敦，1914），页64；R.威尔金森兰森，《英军刺刀史1700—1945》（伦敦，1967），页65—66。   
    但指挥官却坚持认为“刺刀是每一场战斗的决定因素”。“堑壕战备忘录”，1916年10月31日，页11，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58/344。侦察可以靠骑兵和飞机，扰敌要用到大炮，掩护可以用刘易斯式机枪，守卫阵地需要枪弹，可要摧营拔寨非得刺刀不可。许多军事专家认为，哪怕有毒气、坦克、飞机甚至核弹头，要想取胜仍得靠熟练使用刺刀、步枪的步兵。《刺刀（白刃战）》（奥尔德肖特，1940），页1—2；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与武器打交道》（纽约，1924），页94—95；“刘易斯式机枪手”，《刘易斯式机枪的使用指南》（伦敦，1918），页32；“堑壕战备忘录”，1916年10月31日，页11，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58/344；“XYZ”，《上将就活命战术致子书》（伦敦，1918），页17。即使原子战争也有贴身的白刃战，这一论点多有提及：见陆军J.艾申赫斯特少校，“倒钩，子弹和刺刀”，《加拿大陆军军报》，4卷5期（1950年10月），页42；P.道森，“二战军备发展事略”，页1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A.哈丁，《美军刺刀史1776—1964》（费城，1964），页Ⅶ；陆军上将洛萨·伦丢里克博士，“原子武器带来的战术变化”，《加拿大陆军军报》，11卷1期（1957年1月），页87；陆军E.旺蒂少将，“进攻”，《加拿大陆军评论》，12卷4月（1958年10月），页98。   
    所以，训练营仍得继续检查用刺刀的本领。英国陆军1916年训练手册就告诉教官，训练到了最后阶段，哪怕士兵已经筋疲力尽，仍得把他们拉到训练场，看他们拼刺刀准不准。帮助他们训练的麻袋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以模拟战场上可能遇到的困难。这不假，1916年手册就要求   
    模拟对手的麻袋里应立着放上稻草，再散放些（长着草根或石南的）表层土、枯叶、刨花等，既要保证它耐戳，又不能弄钝刺刀。要想效果逼真，像挂着人骨那样硬生生地往回收，还得往里立着塞一层硬木片。   
    要看刺得准不准，就只有把圆盘粘在麻袋上。只有刺得用力，收得干净，才能把盘子“带”下来。进攻先得从战壕练起，两米来深的沟，宽也一律相同；要求战士冲锋，到敌人面前再高叫；假人到处都是，划艇上垂下来的，三角桌上放着的，战壕里摆着的，胸墙上靠着的。战争部参谋处，《1916年刺刀训练》（伦敦，1916），页6—7及20—21。人体要害部位都在沙袋上画着。陆军G.桑顿中校、H.沃尔特兹少校，《武器训练辅助手段：即兴想法》（奥尔德肖特，1941），页17。连海军都有刺刀训练。哈尔·劳伦斯曾在一名加拿大海军军官手下训过，那人经常冲他们喊：   
    你们得自己想去和敌人拼命才行。船长把船靠近敌舰并排停着总错不了。冲到敌舰上去。让他们尝尝英国刺刀的厉害。朝他们开枪。拿棍子揍他们。让他们服帖！   
    这是训海盗，不是现代海战。哈尔·劳伦斯，《一场血战：加拿大海军忆旧1939—1945》（多伦多，1979），页19。   
    部队为什么要反复强调拼刺刀呢？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军队是个墨守成规的地方。从一战到越战，训练方式几乎没有变化。埃里克·伯哲鲁德，《电闪雷鸣：一战斗师越南体验》（新南威尔士，1993），页95及威廉·内格尔，“你记得什么时候？”，页3，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有评论员说，哪怕仅仅是因为苏联和德国的步枪手还配备有刺刀，也要保留刺刀训练。空军R.里德斯通少校，《带血的刺刀：白刃战全攻略》（奥尔德肖特，1942），页Ⅶ。还有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刺刀仍是战场上的重要武器，因为它没声，所以要悄悄行动时还是无可替代。陆军C.多金斯上校，《步兵夜间行动》（奥尔德肖特，1916），页14，25—27；安德鲁·埃利奥特，《射杀：救命书》（伦敦，1941），页52；“为骑射手准备的刺刀”，《陆军评论》，第1卷（1913年7月），页87。打丛林战或是打游击，刺刀就更重要了。陆军O.伯迪上尉，“灌木、丛林战与现代武器”，《陆军季刊》，8卷（1924年7月），页315及P.道森，《二战军备发展事略》，页1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夜里用刺刀很保险，因为近身作战使它不太可能误伤自己人。“为骑射手准备的刺刀”，《陆军评论》，1卷（1913年7月），页87。是和步枪相比较而言。要是子弹用完了，或是枪卡住了，它就是最后保命的东西了。空军R.里德斯通少校，《带血的刺刀：白刃战全攻略》（奥尔德肖特，1942），页Ⅶ；“步兵武器发展进度报告”，1952年11月19日，页4，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5178；斯宾塞·威尔金森，《战场初尝教训》（伦敦，1914），页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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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之所以要保留刺刀，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在军队，愿意进攻的战士总是受到最高的奖赏，这就决定了刺刀的地位一定高过子弹。炸弹、手雷也好，子弹也罢，都使人倾向于退缩，只有刺刀会强迫士兵前冲，跳出战壕去和敌人拼命。放枪只能把敌人“逼回去”，而不能把他们“逼出来”，1919年的一本训练手册这样提醒各排长。它的理由是，“自信能拿刀杀人的才会上阵杀敌”。战争部，《步兵排训练》（伦敦，1919），页4。类似的说法，见陆军O.伯迪上尉，“灌木、丛林战与现代武器”，《陆军季刊》，8卷（1924年7月），页319及陆军J.维利斯斯图尔特上尉，“刺刀”，《陆军评论》，1卷2期（1911年10月），页311。1915年，英国战争部也公开表态，只有对自己“刺刀本领”有把握的士兵才可能“接近敌人”。战争部，《前线纪事：第三部分》（伦敦，1915），页10。另见关于白刃战的讲座，收阿尔弗雷德·唐斯，“布伦特伍德南军讲习所上课笔记，1916年10月16日始”，未编页，伯明翰城市档案馆。刺刀可以让人变得更“嗜血”。阿尔弗雷德·唐斯，“教导篇：白刃战”，1916年10月16日，伯明翰城市档案馆；“为骑射手准备的刺刀”，《陆军评论》，1卷（1913年7月），页85—86；战争部，《1917年攻势步兵排训练指示》（战争部，1917），页11—12；战争部，《青年军官注意事项》（伦敦，1917），页22。就连敏锐的评论家如富勒，虽然知道历次战争中刺刀几乎没起什么作用，也接受了有必要进行刺刀训练的观点，理由是它可以鼓励士兵多杀伤。J.富勒，“战争科学的基础”，《陆军季刊》，1卷（1920年10月—1921年1月），页94—95。   
    这样的观点不仅仅是一战时的昙花一现。在此后战事中也有类似的意见提出来。例见陆军M.阿默少校，《地方军成员及军士总体战训练方略》（伦敦，1942），页37及空军R.里德斯通少校，《带血的刺刀：白刃战全攻略》（奥尔德肖特，1942），页1—2。挥舞“冷钢”，才能让敌军心寒。“为骑射手准备的刺刀”，《陆军评论》，1卷（1913年7月），页85—86；“地方军指示号581943；杂记：战区纪事”，1943年，发给排长，页7，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872B；空军R.里德斯通少校，《带血的刺刀：白刃战全攻略》（奥尔德肖特，1942），页2；战争部，《1952年地方军训练》（伦敦，1952），页37。安德鲁·G.埃利奥特在给英国地方军编的一本小册子里更是一针见血：   
    碰上单个的德国兵，只要能拿刺刀或钝器搞定的，就不要用子弹。试想如果次日清晨敌人发现哨兵或侦察兵被肢解了躺在那儿，该是多大的打击。安德鲁·埃利奥特，《射杀：救命书》（伦敦，1941），页52。   
    1944年时，（英国本土军队总司令）富兰克林上将曾给全英训练部队的司令员作指示说刺刀进攻练习非常重要，它可以教会士兵“勇猛”和“短兵相接的勇气”。此外，他还把逃避训练的人贬为“只会学女生尖叫”。“本土军队训练：英国本土部队总司令（富兰克林上将）对全英训练部队司令员的讲话”，1944年12月7日，页3，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840。《喋血刀锋：肉搏战全攻略》（1942）一书建议不要把“小伙子”当作“姑娘”看待。空军R.里德斯通少校，《带血的刺刀：白刃战全攻略》（奥尔德肖特，1942），页Ⅶ。某越战老兵在回忆肉搏战训练时也说：“他们在向我们兜售能驱散恐惧的护身符呢。”威廉·梅里特，《河水回流的时候》（雅典，1989），页18。   
    军训心理学   
    部队新近有一批人在全力打造“能驱散恐惧的护身符”。前文已经提到，自然科学创设的（为人文科学所拒斥的）空寂、非人的战场，却从政治和逻辑上为一门“人类科学”提供了施展空间：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不管自然科学工作者怎么否认（通过使用行话或将战士相互隔离），前线的战士都很清楚，战争就是杀人。对他们来说，有着巨大杀伤力的武器不是没有人情味的工具，而是朝夕相处的伙伴。所以尽管自然科学家对士兵的情感体验视而不见，社会科学工作者却不敢怠慢，以他们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研究中心。他们希望向各级指挥官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即如果一名军官没有受过心理学的训练，无法消解军队机械化和千人一面带来的负面影响，他就是懂得再多枪炮射程和弹道方面的知识也没有用。“陆军训练营学员心理课程”，《心理学报》，15期（1918），页130。   
    行为学家劝说士兵杀人的作用少有史家提及，就是提到也只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比如放在“士气”的小标题下）。比如詹姆斯·德雷斯克尔、贝克特·奥姆斯特德，“心理学在部队：近时运用及未来趋势”，《美国心理学家》，44卷1期（1989年1月），页43—54就没有提及。但也有例外，如彼得·沃森的《心理战：心理学在战场的使用与误用》（伦敦，1978）。这不足为奇：因为其在他们职业发展史上不值得大书特书，而且作为一项技能也不是特别为市场看好。这些知识由军队转向民间的情况，见乔安娜·伯克，《肢解男性：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及C.卢提克，“心理学在战时和战后”，《诊察心理学刊》，8卷1期（1944年1—2月），页1。多数现代评论家想让我们相信，智力测验、人力调配以及人机效率的研究似乎占据了心理学家战时所有精力。摘要见詹姆斯·伯克，“莫里斯·詹诺维支及部队与社会关系社会学研究的开端”，《部队和社会》，19卷2期（1993年冬季），页167—185；约翰·卡森，“甲等军，高级军，在找智能军”，《ISIS》，84卷2期（1993年6月），页278—309；莫里斯·詹诺维支，“社会科学研究对美军的影响”，《部队和社会》，8卷4期（1982年夏季），页507—524。   
   

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13

    当代社会科学家虽已将注意力从理论和应用研究转到如何鼓励“有效战斗行为”上来，其先辈则远没有这么忸怩。正如心理学家E.F.M.德宾和J.博尔比在其合著的《进取心和战争》中所说：“正如物理学家的职责是研究各种力的作用规则，如电流和引力，社会心理学家的责任是要描述和分析自古以来凡人都有的杀伤欲背后到底有什么心理因素在起作用”。E.德宾、J.博尔比，《进取心和战争》（伦敦，1939），页Ⅴ。审慎的心理学家或有和平主义倾向的人，当然可以找到远离刀光剑影的消灾所，在那里尽显自己的才华；可仍有不少战争贩子全身心地拥抱了所谓的军国事业。历史也证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心理学家和其职业代言人向原先迟疑的官长进言，主动请缨要求撩拨民众参战热情的。D.罗兹，“心理学和武装部队”，《澳大利亚心理学报》，10卷1期（1958年6月），页43。   
    开始时，军方对平民介入持明显的矛盾和怀疑态度。见劳伦斯·拉迪恩，《驾驭军队：美国陆军的社会控制》（康涅狄格，1977），页142。他们担心平民会对“兵力部署加以可怕的影响”。A.沃克，《澳人在二战——五辑：医疗；卷一：临床问题》（堪培拉，1952），页672及705及陆军J.威舍特少校，“随军心理学家纪事——1943年1月至1944年1月，特别有关于前方的记载”，1944年1月23日，页1，收陆军少将欧内斯特·考维尔爵士，“书信文集”，（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心理学家的出现，告诉新兵该怎样勇猛作战，容易被老百姓误解，而且会造成军队内部的沮丧心理，其结果也同样让人害怕。例见詹姆斯·格瑞格爵士致爱德华·布里齐斯爵士信，1942年10月28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972。在军官训练中插入太多的心理学内容会使培养出来的指挥官“懂学问，能打仗，可总也成不了将军”。陆军R.丘比斯少校，“一座军事艺术学院”，《澳大利亚陆军军报》，162期（1962年11月），页40。正规军的将领对心理学的预言功能也深表怀疑。   
    直到20世纪初的几十年，“人的因素”才得到了广泛认同；而此前，这方面的论述只有在文学中才能找到。比如一战前夕，陆军中校W.L.罗斯在《澳大利亚军报》上发表了一篇12页的文章，探讨战斗力的概念——不是借助相关学科，而是通过分析拉迪亚德·吉卜林、罗伯特·勃朗宁、乔治·艾略特、萧伯纳、约翰·罗斯金、乔治·梅瑞迪斯、托马斯·卡莱尔、威廉·德·摩根、亨利·纽博尔特、马修·阿诺德、“一位日本作家”和先知以西结等人的作品。陆军W.罗斯中校，“纪律和士气”，《澳大利亚军报》，5卷（1914年4月），页273—284。很可惜，这些作家说，人不是机器。而战斗是不可测的：懦夫可能有“狮子”般的勇敢，恶霸却会在战壕里发抖。陆军布莱尔·斯帕克斯上尉、陆军奥利弗·尼斯准将，“战机驾驶员的精神病检查”，《美国三军医疗杂志》，7卷6期（1956年6月），页811—812。其论点是：预报技术虽不完善，精神病学家仍不可或缺。一般的战士对上述研究成果不太感兴趣。他们中许多人倒愿意用生物学的神经冲动来解释：广为人知的进化论、本能学说，加上士兵在战场上会为某种能催发生命活力的兽欲所控制、因而无法自持的理论，要比过于文气的社会控制学说平淡无奇、了无生气的解释有吸引力得多。   
    尽管有各种抵触，到二战时，社会心理学早已把历史和文学踢了出去，占据了军事报章的相关讨论。认为可惜者有之，如陆军I.坎贝尔准将，“该不该研究军事史？”，《澳大利亚陆军训练备忘录》，49期（1947年6—7月），页49—51。他是澳大利亚陆军总部军事训练负责人。心理学进入军事领域并非一蹴而就，它始于20世纪最初十年，并曾受到富勒的很大影响，而他（我们在前面提到）对群体和本能心理学有着广泛的研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月里，富勒取得了一些成果，把对将官进行心理学培训写进了英国陆军条例的修正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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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军元帅韦弗尔伯爵，《好兵》（伦敦，1948），页103：“训练和演习规章”1932年有修订。在这些年里，训练手册逐渐开始加进心理学方面的内容，陆军C.戴利中校，“部队士气的心理学分析”，《陆军季刊》，32卷（1936年4月），页60。但直到二战前，心理学仍未能在军队中谋得稳定的一席。这时，一些重量级人物像陆军元帅韦弗尔伯爵（在英国）和威廉·C.威斯特摩兰［1914—，美国陆军上将，曾任西点军校校长，越战中任美军司令，后任美国陆军参谋长——译注］（在美国）公开呼吁，要求增加对官兵的心理学培训和帮助。陆军元帅韦弗尔伯爵，《好兵》（伦敦，1948），页103—104，1933年训话及W.威斯特摩兰在美国军医协会第69次年会上的讲话，载“心理健康——指令的一方面”，《部队医务工作》（1963年3月），页211—213。另见诺曼·迈厄，《军事心理学》（纽约，1943），页ⅪⅩ及J.希梅尔德，《军事指挥建议：军官、准尉、军士操演要略》（悉尼，1941），页27。二战时，大量的心理学专家参与了战时的工作，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取代自然科学家成为美国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研究信息中心等重量级研究机构的座上宾。唐纳德·马奎斯，“发动心理学家为战争服务”，《心理学刊》，41期（1944），页470。及至1919年，心理学家詹姆斯·安吉尔已取代天文学家G.海耳成为美国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其重要部门）研究信息中心主任罗伯特·耶吉茨也是位心理学家。欧美各国的军事心理学课程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媒体也推波助澜，大力介绍相关科研成果。许多心理学家承认，战争可以让他们“把科研和实际联系起来”，这对他们职业地位和前景非常重要。弗朗茨·萨默尔森曾这样理论，“一战智力测验及心理学的发展”，《行为科学史刊》，133期（1977），页276。正如刘易斯·M.特曼［1877—1956，美国心理学家，因有关智力测验和早慧儿童教育的研究而闻名，长期在斯坦福大学任教，首创“智商”一词——译注］在向美国心理学协会作的主席演讲中所说，战争已经把心理学从一门“琐碎的学问”变成了“人类工程学的一个分支”。刘易斯·特曼，“作为心理学方法的智力测验”，《心理学评论》，31期（1924）。   
    心理学的影响   
    军事心理学不仅可以让士兵变得更勇猛，还能提高士兵的“战斗力”。1918年起，心理学家设计出提高士兵打炮水平的方法。霍勒斯·英格利什，“心理学如何帮助部队训练——一个实例”，《应用心理学杂志》，26卷（1942），页3—7。通过分析动作，海军的心理学家研究出了一种流程，可以节省两个炮手而不用增加装弹时间和工作压力。N.威尔逊，“心理学在国防部的应用”，收C.梅斯、P.弗农（编），《英国心理学现状》（伦敦，1953），页28。二战后又开始借助电影，不仅作为一种训练手段，也让新兵逐渐习惯战场的喧器和血污，不至于过分敏感。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82；海军利昂·索尔中校、霍华德·罗姆中校、埃德温·洛伊泽，“战斗疲劳症患者的减感”，《美国心理学杂志》，102期（1945—1946年），页476—478；彼得·沃森，《心理战：心理学在战场的使用与误用》（伦敦，1978），页38。为改进训练方法，心理学家会在训练中引入学习的一般规则，他们的这一作用也很重要。C.瓦伦廷，《军队中人的因素：心理学在训练、选拔、军心和纪律中的一些应用》（奥尔德肖特，1943），页27—38。很多教官买来了心理学教科书，不少人还旁听了大学的心理学讲座。沃尔特·宾厄姆，“美军中的心理学服务”，《诊察心理学刊》，5卷5期（1941年9—10月），页221。有些原则尽管对部队不太适用，但截至1942年，把单项训练分散在几天进行而不是一次赶完、对士兵积极参与的强调、避免反复使用同一训练材料、准确记录并辅之以正面肯定、指定系统的训练计划等原则已经成了主流的训练方式。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79—80；C.瓦伦廷，《陆军训示基要，尤其提到初等武器训练》（奥尔德肖特，1942），页13；迪尔·沃尔夫勒，“军事训练及学习理论的用处”，《诊察心理学刊》，10卷（1946），页73—75。1942年，英国陆军教育学院开办了一个新的训导机构，提供教学法方面的课程。陆军J.吉布中校，《陆军的训练》（伦敦，未注明年代），页23。此外，如何选择合适的人员也是军事心理学家的一个重要职能，尤其是1941年过后。这方面的情况见陆军医护中心主任起草的备忘录，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974及陆军B.翁格森上校，《选人》（伦敦，1953），页1。人事选用在一战时还不太重要，因为当时还没有专业人员来管理如此复杂的系统，（在1916年开始强制征兵以前）志愿兵可以自己选择要加盟的部队，（因为当时人认为）他们应该清楚自己的长处和弱项。作为筛选这一程序，一般认为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时，因心理和情绪原因而遭淘汰的人数虽将近一战时的7倍，但因为同样原因被开除的人还是比一战时多了5倍。   
   

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15

    面对诸多理论，军方以简单、实用为原则进行了一番挑选：从来没有前后一致、“始终不变”，眼下时兴的过不了几年可能就销声匿迹，几十年后说不定又会重新受人青睐，很难说。但总体存在一个趋势，就是从搬用本能学说（要求训练调动人的原初情绪、强化习惯动作）到（二战结束前）视个性为最重要的变元（所以，训练科目要有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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