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12

    对照其他民族的情况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许多用来描述爱尔兰士兵的词汇实际上也适用于其他民族。辛西娅·H.恩洛称之为“廓尔喀综合症”。辛西娅·恩洛，《异族士兵：分裂社群的国家安全》（哈蒙茨沃思，1980），页26。非洲黑人和印第安士兵据说“生性莽撞”，“攻强守弱”，非得强有力的领导才能保证其战斗力。例见R.巴塞特教士，“西非部队的牧师”，《皇家陆军牧师局杂志》，7卷49期（1950年7月），页24；埃德蒙·坎德勒，《勇武年代》（伦敦，1916），页57；E.肯尼迪教士，《不朽的第七师随军记》，第2版（伦敦，1916），页132—133；陆军H.麦克基格上尉，“自传”，1919年4月，页11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J.梅瑞韦瑟中校、弗雷德里克·史密斯爵士，《印军在法国》（伦敦，1917），页8及471；鲁思·威尔逊，《吉姆·克劳参军记：美军黑人士兵研究》（纽约，1945），页44—45。如前所述，一战的许多著述都渗透着对重演论的简单诠释。正如胚胎的发育“重演”了物种的进化史，民族的发展——从幼年到童年、青年直至壮年——也类似这一生物的过程。详见皮埃尔·博维，《战斗本能》，J.格雷克译（伦敦，1923），页149。爱尔兰人和印第安人、非洲黑人、美国黑人一样，仍停留在儿童阶段。因此，麦克多在《爱尔兰人在索姆河》（1917）中这样写道：   
    指挥爱尔兰营的英国军官常常无法理解其手下——其率性而为、知人乐天、形象思维、热情洋溢。他们像孩子般任性，心情说变就变，这会儿还好好的，过会儿就翻脸不认人，有时完全莫名其妙：这对一心维持军纪，严肃、刻板的指挥官而言，自然是件头疼的事。迈克尔·麦克多，《爱尔兰人在索姆河》（伦敦，1917），页111。另见R.巴塞特教士，“西非部队的牧师”，《皇家陆军牧师局杂志》，7卷49期（1950年7月），页24及戴维·基林格雷，“‘帝国权杖’：英国非洲殖民部队体罚之争，1888—1946”，《非洲历史杂志》，35期（1994），页202有关西非士兵情况的介绍。印度军队的情况，见埃德蒙·坎德勒，《勇武年代》（伦敦，1916），页273—274及陆军J.米亚韦瑟中校、弗雷德里克·史密斯爵士，《印军在法国》（伦敦，1917），页110—111。   
    这话从一个本该往爱尔兰人脸上贴金的宣传家嘴里说出来，的确有点出人意料，但许多带过爱尔兰兵的军官一定会赞同这话。皇家爱尔兰燧发枪团的W.卡登·罗准将私下里说，爱尔兰兵就像“调皮的小孩”，受了长官责备会“生闷气”。陆军W.罗准将，“自传”，页8—9，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陆军H.儒尔当中校，《漫记》（牛津，1934），页305。自1916年始任康诺特第六特别行动营营长的罗兰·菲尔丁，在1917年6月14日给妻子的信中写道，“爱尔兰永远是爱尔兰。这片土地上生息着有着魁梧身材、却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其政治诉求到底是什么。”菲尔丁还认为，爱尔兰人就像孩子般“易被逗乐”，也同样“容易沮丧”。罗兰·菲尔丁，《战地情书：法兰西、佛兰德，1915—1919》（伦敦，1929），页121，信的落款是1916年9月25日及1917年6月14日。从政治角度说，他们需要一个历史久远、处事稳重的父亲般的国度给予他们强有力的领导。   
    如果说尚武的民族为其骁勇的名声付出了巨大代价，那些不以武力闻名的民族处境还要悲惨。正如二战时有位黑人士兵埋怨的那样，打仗时“大家都是好兄弟，别人也搭理你。敌人突袭，你要是没有藏身地，白人士兵或许会让你到他的散兵坑避一避。”但这只是在打仗的时候，只要危险一过去，   
    来辆吉普，可绝不会捎你一程，而往前几步几个白人士兵就能搭他们的车。营地的白人厕所黑人不让用，你得自己挖坑。碰上这种事，你会怎么想？无名黑人士兵日记，引自陆军赫伯特·里普利中校、陆军斯图尔特·沃尔夫少校，“海外黑人部队的精神疾患”，《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03期（1946—1947年），页510。另见戴维·帕克斯，《美国大兵日记》（纽约，1968），页34—35及40—41，1966年3月10日及6月12日条。   
    一战时，一些黑人军团“烦透了”这种白人、黑人间的不平等，因为这已经使“虽为战斗部队的他们，几乎无法做为”。杰罗姆·道得，《黑人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纽约，1926），页231—232。二战期间，竟然有人试图把红十字组织供给伤兵的血也分成“黑”和“白”两份。安森·斯托克斯，“美国战时的种族关系”，《黑人教育杂志》，14卷（1945），页549。在这种情况下，黑人士气低沉、表现不佳也就不足为奇了。伊莱·金斯伯格，《崩溃和康复》（纽约，1950），页103；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33；罗伯特·斯穆茨，“黑人社群和黑人潜力的开发”，《黑人教育杂志》，26卷4期（1957年秋季），页461—462；拉瑟福德·斯蒂芬森，“黑人士兵情感问题的种族方面”，《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03期（1946—1947），页493—498。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13

    种族成见使晋升变得比登天还难：黑人指挥打仗肯定是“不称职的”，他们不懂战术，又没有指挥经验。杰罗姆·道得，《黑人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纽约，1926），页235；戴维·帕克斯，《美国大兵日记》（纽约，1968），页52，1966年12月15日条；查尔斯·威廉斯，《黑人士兵趣闻》（波士顿，1923），页28及61—62。除第92师和第93师外，一战时几乎所有部队都是白人指挥黑人。即便在第92师，截至1918年11月，白人军官的比例也一般地从战争开始时的18%上升到42%。仅有的那些黑人军官也大多是从第369、370和372师调来的，要不就是刚刚从军官培训学校毕业的学员。这使在那些被抽调了黑人军官的部队的白人军官有了更多的升职可能，却严重削减了原先在第92师黑人军官的升职机会。查尔斯·威廉斯，《黑人士兵趣闻》（波士顿，1923），页28及61—62。类似的情况在二战时也有发生。美国参战时，美军中约7%的白人是军官，而只有不到半个百分点的黑人当上了军官。白人军官的比例逐渐升至约11%，而黑人军官的比例一直在低于1%的地方徘徊。白人和黑人士兵受教育水平的差异不应该成为原因：具备军官候选人资格的下限是“高级研究生证书考试”要拿甲等或乙等，达到这一要求的白人士兵有四分之一成为了军官，而黑人士兵只有十分之一。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适应部队生活，卷一》（普林斯顿，1949），页500—501。1943年时，近六成的黑人士兵所在连队的尉官是白人。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适应部队生活，卷一》（普林斯顿，1949），页502。只有白人军官可以进入最高指挥部，两次大战中皆然。只有一位黑人将军（本杰明·O.戴维）从基层做起，直到1940年总统选举前才刚刚荣升准将。时人普遍认为，戴维要是白人早就得到提升了，绝不会到1940年10月才因政治原因升任将军。见鲁思·威尔逊，《吉姆·克劳参军记：美军黑人士兵研究》（纽约，1945），页98—99。黑人认为自己在“为白人打仗”的想法广为流布、一些黑人军官无法掩饰对白人同事的鄙视、黑人列兵经常佯充病号等现象的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453。另见约翰·巴特勒，“军队作为社会融合的工具：美国黑人经历研究”，收亨利·蒂茨、杰罗德·埃尔金、莫里斯·罗曼尼（编），《种族、融合和军队》（旧金山，1991），页27—50。   
    在本书考察的几场战争中，随着战事展开，种族歧视渐为人所知，黑人士兵也逐渐不太乐意上阵冲锋了。在1945年6月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塞缪尔·A.斯托弗向美军士兵提了这样一个问题：“请问你对被派往海外战区与日本人作战有何想法？”有64%的美国黑人士兵都回答“根本就不该派我去”，而做出该回答的白人士兵只有41%。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适应部队生活，卷一》（普林斯顿，1949），页521。他采访了1607名黑人士兵和6749名白人士兵。斯托弗早先进行的一次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943年3月，一支典型的黑人部队和与之相当的白人部队被问到了同样的问题：“如果完全由你决定，你会选择哪套军装？”结果选择海外战斗服的黑人士兵只有16%，而作出同样选择的白人士兵超过了三分之一。当被问及所在部队如被派往海外，则他们最愿意从事哪种工作时，选择作战的黑人士兵只有28%，而作出同样选择的白人士兵则有45%。愿意上阵的黑人士兵一般较年轻，是自愿入伍，受过较好的教育，且有一定军阶。据斯托弗说，无论白人、黑人都不是特别向往上阵打仗，但有更多的白人士兵推崇勇敢和成功，在未能完成任务时害怕别人说自己胆小。而黑人士兵呢，不必害怕自己的同胞。如果在战斗中表现欠佳也不会受到太多侮辱，纵使有人责以胆小，也是针对其整个种族的缺陷而不是冲着他个人来的。许多白人认为黑人士兵不管怎样都低人一等，这不利于后者为了一个更大的同志群体而卖命。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适应部队生活，卷一》（普林斯顿，1949），页522—526。他向3000名黑人士兵和1000名与之相当的白人士兵发放了调查表。事实上，黑人群众倒更可能批评其黑人同胞不该穿上军装“为白人卖命”，这样做的黑人真是“傻透了”。哈里·卡彭特，费城一名黑人卡车驾驶员对一名黑人士兵所说的话，引自罗伊·奥特利，《“即将到来的新世界”：身处黑人的美国》（波士顿，1943），页307。他就因为这句话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最好战的黑人士兵倒是那些最愿意上阵冲锋的人。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却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只有在战争中证明他们自己和整个种族，才能切实提升黑人的社会地位。二战时有一名黑人士兵这样认为：   
    我愿意作战是因为我们同样是美国公民，而这场战争却没有黑人的踪影。既然我们是公民，就应获得与白人同样的权利，因为我们并不比他们差……这将提升黑人在战后的社会地位。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14

    也有士兵担心，战时黑人士兵主要承担的不是战斗任务，战后会不会有不良影响，如有人奚落：“你没见他的白人兄弟（？）在前线捐躯，而他却在后方勤务部队安然无恙？”两段引文均出自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适应部队生活，卷一》（普林斯顿，1949），页533。另见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170。有部分军官在刻意煽动战时拼命、战后享福的观念。黑人上尉约翰·朗记得（第三集团军司令）乔治·S.巴顿上将就曾说过这样的话：   
    各位，你们是美军有史以来第一批黑人坦克手。亏得你们都还不错，不然我不会要你们。我手下都是军中精英。我不管你是什么肤色，只要能搞定那帮德国畜生就行。别忘了，你们的种族正指着你们凯旋呢。别让他们失望了，妈的，也别让我失望！乔治·巴顿上将的讲话，约翰·朗上尉回忆，引自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152。   
    查尔斯·A.盖茨上尉也记得这段讲话，而且补叙到黑人士兵听了这话“特激动”，因为终于有人要他们放手去杀白人了。查尔斯·盖茨的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266。   
    但对许多黑人来说，从军的经历也是他们理想幻灭的过程。小查尔斯·A.希尔上尉隶属第332战斗机大队。加入该大队时，他是真心相信美国民主是保护所有公民的。这是他与德国人打仗的动力。但在军队的经历使他不禁问自己：“我一直相信自己的政府，现在看来是不是太天真了，以致被愚弄了还闷在鼓里？”小查尔斯·希尔上尉，其访谈收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240—241。一名来自美国南方的黑人士兵在新几内亚作战后诉说道，自己看不出   
    为国效命有什么意义，战争结束后黑人的命运跟以前相比不会有什么改变。自己在为美国打仗的事实应表明自己和其他人没有区别，也是美国公民，可美军又确实在搞种族隔离，战争过后自己还不是得回到以前的生活，依然受歧视和偏见？姓名首字母缩写为T.I.V的军人，引自伊莱·金斯伯格，《崩溃和康复》（纽约，1950），页233。   
    黑人士兵的“敌人”经常是白人官兵，而不是德国人或日本人。这话常有人说。例见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抗议的也不是没有，比如1918年感恩节的盛大阅兵，一个月前因为作战英勇（死伤1100余人）而获得十字军勋章的一支3000多人的黑人军团就拒绝唱“为了你啊，祖国”。罗伊·奥特利，《“即将到来的新世界”：身处黑人的美国》（波士顿，1943），页317。   
    反英雄   
    很多人参军是因为在军中可能成为英雄，复员后可以受到优待，罗兰·菲尔丁，《战地情书：法兰西、佛兰德，1915—1919》（伦敦，1929），页317，1918年12月17日。尽管如此，在前线的人却并不向往英雄的披风。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4—45。典型的想法（至少对真正身处战场的人来说是这样，那些只是凭空想象的人就不好说了）是：“我志愿入法作战，不是为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E.高德森，《一次大战1914—1918：一名下级军官的事故、经历、印象和看法》（哈福德，出版年份不明），页31。另见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5。事实也是这样，二战后应获军功章的人中只有三分之一领取了奖章：只有女兵和领航员，也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实际作战的人，才对收集这些纪念品稍有兴趣。没有领取奖章的男兵中，大多是嫌太麻烦（41%），要不就认为奖章纯属浪费或根本不值钱（分别占20%和17%）。领取奖章的人大多也仅以“是应得的”或“留个纪念”作为理由。只有16%的人承认自己是“真正想要”。莱斯利·威尔金斯，《社会调查：战斗勋章的需求预测》（伦敦，1949），页3，14及17—19。接受采访的人中，没有领取奖章的有560人，领了的有1149人。   
    对军功章缺乏兴趣，部分是用平民价值观来衡量战争的结果：许多士兵都认为所谓英雄就是杀人最多的人——而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大肆宣扬的事。事实也是，到一战的时候，军功章越来越少地授给救死扶伤的战士，而更多的是给了杀人无数的士兵。加拿大战争档案局1918年关于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报告甚至毫不隐讳地讲“英勇行为不应只得到精神奖励，同样要给予物质奖励；壮举的背后是军人，不是人道的职责”。加拿大战争档案局，《从1915年4月23日到1918年3月30日共有三十名加拿大人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伦敦，1918），页6。   
    当然也广有传言说“杀伤最多的人并不总是最好的士兵”，“步兵负责人关于当前战争步兵额外支出的备忘录”，1945年，页2，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0924。也有人表示担忧，质疑是否应该鼓励“浸透了冷酷、残忍的政治、宗教观念的杀人狂”，这是第14军司令1945年的原话。“步兵照会”，14军司令作，1945年，页3，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0924。能为士兵带来奖章的行为一般都是应受指责的。野蛮和英雄间的微妙关系受到了士兵的关注，在他们眼里，所谓“英雄”是野蛮、不可靠的。例见迈克尔·黑尔，《战地直击》（伦敦，1978），页14及罗杰·利托，“兄弟情深和战场表现”，收莫里斯·詹诺维支（编），《军队新貌：组织变动》（纽约，1964），页205。有位越战中自封的“英雄”也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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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不是个东西。竟也把他妈的人头放在柱子上。也留他妈的纸条给那帮混账。也挖他妈的破坟。我什么都管不了了。你知道的，我其实想——。他们想要英雄，我就给他们。他们要统计尸体，就给他们数字。无名越战老兵，引自乔纳森·谢，《越战泥潭：精神创伤以及性格崩溃》（纽约，1994），页83。另见D.丹尼斯，《日复一日：越南日记》（圣卢西亚，1992），页16及吉米·罗伯森，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60。   
    布赖恩·沙利文对自己被提名获得银星奖章举棋不定，这在他1969年3月2日写给妻子的信中可以看出来，不过他的语气要微妙得多：   
    要说不高兴那是假的。我不仅高兴，也骄傲，但只是在内心深处。我的良心却不愿意，战争根本就不该开始。布赖恩·沙利文，引自伯纳德·埃德尔曼（编），《亲爱的美利坚：越战家书集》（纽约，1985），页132，与妻书，1969年3月2日。   
    越战老兵兼诗人切特·佩德森在“荒地”中倾注了大量感情，在诗中他起誓   
    ……他们   
    不能再凭   
    一块光荣榜   
    或把奖章   
    别在我胸前   
    就把我打发   
    那些军功   
    最好也不过 &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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