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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家芒斯特燧发枪团的）盖伊·沃恩福德·南丁格尔上尉1915年5月4日从加利波利写信给姐姐说：“我们俘虏了300人，本来还可以再生擒3 000人的，但后来还是把他们给杀了”。陆军盖伊·南丁格尔上尉，“1915年书信集”，页8，致姊书，1915年5月4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其余例见拉尔夫·卡森，“前线回忆”，收詹姆斯·卡森（辑），《爱尔兰的卡森一家》（利兹本，1931），页46；托马斯·杜雷，《爱尔兰人还是英国士兵？一个在英军服役参加了一战的爱尔兰南部天主教徒（1876—1916）的时代和世界》（利物浦，1995），页134，引一名爱尔兰士兵的话，载《沃特福德新闻》，1915年1月1日；列兵W.哈利日记，1915年5月25日条，收克利福德·尼克松，“一缕记忆”，1915年，页57，帝国战争博物馆2508。杀害俘虏的行为之所以得到纵容有很多原因。罗伯特·格雷夫斯（他认为杀害战俘是同盟国军队在此间的主要暴行）强调了以下几点：为死去的战友报仇；嫉妒战俘到英格兰后在集中营里舒舒服服地呆着；一心向武；再有就是（也许是最常见的原因）因为太懒或没有耐性，不愿护送他们到安全的地方。罗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别》，1929年首版（伦敦，1977），页163。恐惧和贪婪也是一部分原因（战俘可能会制伏卫兵，可能会消耗本来就不充足的水和食物），同情是另一部分原因（战俘如受了重伤，毋宁让他脱离苦海）。H.克莱普曼，《泥浆和卡其布军装：一个士兵的不完整回忆》（伦敦，1930），页151—152，1915年6月19日日记；乔治·科帕德，《扛着机枪去康布雷》（伦敦，1980），页70—71；F.克罗热，《一个高级军官在战场无人地带》（伦敦，1930），页228；阿瑟·恩普瑞，《首应：派驻柏林》（纽约，1918），页91；锡德尼·洛克伍德，“一战忆旧1914—1918”，页106，帝国战争博物馆90/21/1。不过，最大的动机还是报仇。A.阿舒尔特·莫里斯在1915年6月14日的日记里描述了一次进攻，特别写到自己“激动异常，不能自已”，率先冲出了壕沟，向逃窜的敌兵开火。他接着写道：   
    就在这时我看见个德国兵，挺年轻的，从战壕跑下来，手举在空中，满脸惶恐，呼喊着求饶。我立马给了他一枪。看他迎面倒下真是爽。一个从林肯［英格兰东部城市，林肯郡首府——译注］来的军官见了很恼火，但我们也有那么多人牺牲，算是扯平了。A.莫里斯，“日记”，页66—70，1915年6月16日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二战中盟军的几次暴行尽人皆知：比如1943年7月14日在（西西里岛的）比斯卡利，美军第45步兵师某部杀害了约70名德、意战俘。一名军官被控下令杀害其中的40多人。在审判中，辩方以陆军中将乔治·S.巴顿对第45步兵师军官的一次训话作为借口。原来战前巴顿为振奋部下斗志，曾说了下面的话：   
    登陆时别忘了进攻，给我狠狠地打。要把战火烧到他们家里。见到敌人格杀勿论。不要心软。他们杀了我们数千战士，他们得去死。各位，当你们带领手下人冲锋的时候，当你们面对敌人枪林弹雨的时候，要是相距不到200米而敌人要投降，让他们做梦去吧！这帮杂种没人可以活！你们必须把他们杀尽。专攻第三、四根肋骨之间。跟你们手下也这么说。大家都要有杀手的本能。叫你们的手下去刺他们。这样他们就没法干坏事了。要刺他们的肝。你们会被人叫做杀手，但杀手是不朽的。詹姆斯·温加特内尔，“比斯卡利大屠杀：巴顿和一桩美军战争罪行”，《历史学人》，52卷1期（1989年11月），页30。康普顿被无罪释放。另一名被控战争罪的士兵被判终生监禁。他的辩护不及前者有力，并称曾短暂精神失常。两个判决结果不同让军官们很是揪心，后者关押了六个月即被释放，条件是不得对该案进行任何宣传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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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军官把他的这番话当成了命令，从而导致了大批战俘被杀。   
    比斯卡利发生的一切无疑是残酷的，却算不上罕见。其他例子见埃里克·伯哲鲁德，《触火：南太平洋的地面战》（纽约，1996），页423；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152—153；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页10—12；约翰·米勒，《瓜达卡纳岛：第一波进攻》（华盛顿特区，1949），页310；罗兰·沃克，《突击队长》（伦敦，1942），页54—55；基姆·威伦森，《一场恶战：越南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87），页62。朝鲜战争有个有趣的例子，见陆军戴维·海克沃思上校、朱莉·莎曼，《逆转》（悉尼，1989），页66—67。训练手册无耻地建议士兵让战俘去清理满是饵雷的房屋。陆军S.卡思伯特上尉，《“我们要打巷战！”：巷战指南》（奥尔德肖特，1941），页23。该书1942年再版了三次，1950年又印行了一次。美军进入德国后便纵情强奸与杀戮。陆军泰德·博里克上校，“战时的法律服务”，《军法评论》，120期（1988年春季），页34—35。他们射杀德国战俘，因为“没有足够的人手把他们送到战俘营”，一名英国陆军中尉承认。一名英国陆军中尉在二战时说的，引自安德鲁·威尔逊，“在越南的战争”，载《观察家》，1969年11月30日，页9及《趋向》，1970年1月，页3。澳大利亚陆军中士约翰·亨利·尤恩回忆在布干维尔岛，杀起战俘来“毫不手软”。开始时他“不以为然”，但“现在自己也这么做了”。陆军约翰·尤恩中士，“日记集”，卷1，1944年，页60，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PR89/190。已退役的陆军少将雷蒙德·胡弗特承认在率领营部横渡莱茵河时，曾命令不得“生擒敌人”：“要是德国人赢了二战的话，在纽伦堡受审就不是他们而是我了”，说这番话时他面无表情。陆军雷蒙德·胡弗特少将，引自“本宁要塞判决”，《新闻周刊》，1971年4月12日，页28。为抗议审判卡利，美国多个城市的许多二战和越战的老兵曾想向警局自首，理由是“卡利要是有罪，同样的事我们也做过。我们奉命既杀死过坏人，也杀害过平民。”前海军陆战队员，斯坦利·格特内尔军士长，引自汤姆·提德，《卡利：士兵还是杀手？》（纽约，1971），页16。类似的忏悔二战老兵卡尔·赛弗德也做过，引自肯尼思·奥琴克洛斯，“还有谁有罪？”，《新闻周刊》，1971年4月12日，页30。大规模杀害战俘在太平洋战场尤为突出：1944年8月间，正当德国战俘以每月50 000人的速度被押往美国时，从1941年12月到1944年7月，被俘获的日军总共只有1 990人。克莱顿·劳里，“太平洋战场心理战中的两难处境：敌人不投降，美国大兵不收战俘”，《战争与社会》，14卷1期（1996年5月），页117。这部分是因为日本兵不愿被生擒（这在他们看来是件羞辱的事），但也是因为盟军有这样的政策，对有意投降的人格杀勿论。正如1944年7月22日一份机密情报备忘录谈到的，要劝士兵们不杀战俘，只有许诺冰淇淋和放三天假才行。阿诺德·克莱默，“日军战俘在美国”，《太平洋历史评论》，52期（1983），页69。   
    内 部 共 谋   
    不论军衔高低，所有人对这些无法无天的杀戮行为都视若无睹。乔治·麦克唐纳·弗雷泽对二战暴行的反应是：这不正常吗？他日后成名是因为笔下列兵麦克奥斯兰英勇事迹的逗噱故事、畅销的弗莱什曼系列小说和他为《三个火枪手》、《四个火枪手》和007系列电影《章鱼》所写的脚本，但1992年时，他发现自己还有一个故事可讲——一个可以“澄清是非”的“真实”的故事。他决定发表自己在缅甸丛林里的故事，那时他在陆军第14师某部服役，战友多来自英国坎布里亚。他说，战争打响时他才19岁，在整个战争机器中不过是颗“老实的螺丝钉”。他出生军人世家：他的舅公曾在克里米亚半岛打过仗；他的叔祖（弗雷泽在整个战役期间都戴着他给的戒指）曾陪同罗伯茨到坎大哈，后来就葬在阿富汗境内；他两个姑母的心上人都在一战中牺牲了，有两个叔父在前线打过仗，他的父亲在东非负过伤。弗雷泽深为自己身上的“杀手本能……那猎人才有的杀机”而骄傲，他的回忆录也充满了各式的杀人描写（他每杀死一个“杂种”都要“兴奋一阵”）。他和战友都从未因为杀人而自责过——（他辩解说）谁叫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以“不投降”而闻名，而且在进化链上还排在欧洲人的下面。甚至到了1992年，他还公然宣称不愿坐在日本游客的身边。   
    在回忆录中他也讲到了一支同在缅甸服役的印度部队。一天晚上，这些人残忍地杀害了所有受伤的日本战俘。弗雷泽当时的反应后来他自己认为很有代表性。他承认这是一桩战争罪行，但不愿对其作任何道德批判。毕竟（就像卡利中尉一样）士兵的职责就是杀人。在他眼里，战争罪“也有大有小”：对贝尔森［德国西南部一村庄，二战时是纳粹德国集中营地——译注］抱以愤恨完全应当，但对缅甸医院受伤俘虏的被杀作同样反应就未免过分了。当然他也承认，他可以有不同的反应：可以选择调查整件事情（“做一名合格军士该做的事”），向上级作报告，或写信给选区的议员。但当时他没有作出其中的任何一种选择：   
    我可能做了个鬼脸，说了句“这些印度兵，下手挺狠”，耸了耸肩，就不再想这事了。我要是不依不饶，非要报告上级的话，别人一定会以为我是个怪人。连我自己都会这么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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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说这场屠杀对他来说根本不重要。虽然他也承认这“早已超出了文明的底线”，但他还是为自己的行动开脱说：   
    像我这代人，在1945年这场残忍莫名的近身肉战行将结束的当口，面对就是不知日内瓦公约为何物的敌人，我不曾迟疑过。即使我有过其他想法，替“日本鬼子”向施事者（这些人可是我的同志，他们帮了我们不少忙，我们也是）讨公道在我看来也是招人厌、甚至是可耻的。   
    他“不能想象”任何人会被控犯有战争罪——证据太难收集，或者根本找不着，施事者“不是什么大人物”，而且还是胜利者。要是有人试图批评杀害战俘的做法，弗雷泽会建议他“自己去前线试试，面对像日本那样的敌人，在类似的情况下……我倒要看看你会怎么反应。”他主要是想说，战场上的事只有行伍之人才有发言权。世上没有“法则”可以高过战士对情况的熟悉和他们的第一反应。乔治·弗雷泽，《驻扎在这里很安全：缅甸战事琐忆》（伦敦，1992），页ⅩⅥ，26，73，83，87，118，125—126及191—192。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权评判别的战士的论调——而这些人是不会认为当事人有罪的——这已不新鲜。一名越战老兵曾对一名被诉杀害俘虏的战友说，“我们没人记得他杀过那人，他要是杀了我想我们会记住的。国内的鹰派也好鸽派也罢，在道德上总是安稳的，不像我们这些在越南卖命的人。”威廉·克兰代尔，“我们可以从冬季士兵调查吸取什么教训？”，《越南一代杂志：没人下车》，5卷（1994年3月），网上，页1。即如1946年出版的一份澳军训练备忘录，虽一方面谴责杀害俘虏的行为，另一方面也说：“从没见过自己的战友被打得血肉模糊、从未出生入死的人，又哪能作出判断呢？”陆军W.罗上尉，“投降准则”，《澳大利亚陆军训练备忘录》，44期（1946年10）月，页23。   
    这种知道同伴会“帮忙”的心理一直都有。在英、美、澳三国，从高级军官到士兵，对杀害平民和战俘都普遍持赞同态度。它甚至会带来一种自豪感，曾帮助训练北越连队的操练军士肯尼思·霍齐斯就深有此感，为他们在1968年3月那天的作为感到“高兴”，甚至还给自己邀功：   
    现在看他们都是好样的。但他们能进入美莱，圆满完成任务，我认为与他们受到的良好训练直接相关。操练军士肯尼思·霍齐斯，引自迈克尔·比尔顿、凯文·西姆斯，《在美莱的四小时：战争罪行及其后果》（伦敦，1992），页55。   
    对杀害平民和战俘最常见的观点是认为它虽让人憎恶，却是附加的、不可避免的战争行为。指挥官们认为许多战争规矩其实“没有必要”，而且也“不现实”，只会限制他们争胜。W.帕克斯少校，“敌对状态下的罪行：第一部分”，《海军陆战队报》（1976年8月），页21。他们倾向于“接受”暴行总是要发生的事实。一战时有名上校就承认：“我以前见过手下人施暴，以后也还会见到。既已激发、释放了这些人的兽性，就别指望在短时间内让他们收心。”无名陆军上校，引自T.皮姆教士、杰弗里·戈登教士，《两位随军牧师发自辟卡迪的日记书信》（伦敦，1917），页29—30。所有暴行都可以这样辩解，就是杀人越多，那被杀的可能性就越小，就像乔治·S.巴顿中将在1944年4月4日对妻子说的：“有些喜欢讨好上司的人说我们杀害了太多的战俘。但同样这些人却为我们杀死多得多的日本战俘而欢呼。在我看来，我们杀人越多，那牺牲的人就越少。但这些人不这么想。”巴顿，引自詹姆斯·温加特内尔，“比斯卡利大屠杀：巴顿和一桩美军战争罪行”，《历史学人》，52卷1期（1989年11月），页37。即使有士兵心有不安，希望这些暴行能引起上面关注，也没人听他们。比如（第1骑兵师的）比利·康韦就发现他的排副根本“就不想听”部下是怎么轮奸三名北越军队护士、然后是怎么把照明灯强塞进她们的阴道并点亮这些灯的。比利·康韦，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183。海军陆战队员埃德·特莱拉托拉也认为军队内部在暴力问题上存在着广泛的共谋。要是巡逻的时间比较长，他所在的部队常会溜进一座村庄，绑架一名妇女，然后施行轮奸。至于最后是放是杀，就要看兴致了。有一段时间，这成了他们每晚的必修课。特莱拉托拉也承认“村民会抗议”，“这时候，”他接着说，   
    高级军官会说，“嗯，那就先停一阵吧”，“至少与上次的间隔长一些。”但从没有人阻止我们。埃德·特莱拉托拉，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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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虐待折磨和“战略了结”在游击和反革命活动中尤为常见；特种部队把自己刻意包装成世上最难缠、最无法无天、最具阳刚气的战士组合；他们经常单独行动或组成团结、高效的小分队，在脱离大部队指令体系的情况下完成任务；各组都争强好胜，又高度依赖、协同作战，这样即使有暴行发生也不会被暴露。杀害平民可以给游击队（和涉嫌帮助他们的人）以警告，这样游击队就会来寻仇。“细想一下，这不失为一个好战术”，1969年当有人征询某军官对美莱大屠杀的看法时，他回答说，“你要是把人吓坏了，他们就会躲着你……噢，我不是说我赞成这么做……但我想这么做的确很管用。”无名军官，1969年12月的访谈，引自爱德华·奥普顿，“这从未发生，再说也是他们活该”，收内维特·桑福德、克雷格·康斯托克（编），《邪恶的惩罚》（旧金山，1971），页65。要想煽动士兵杀人，这招也“很管用”。高级军官都知道，士兵在场下对俘虏越狠，上了前线才越会乐于进攻。而如果对他们进行惩罚，等轮到他们合法展示其攻击性的时候（在战场上），他们的表现反而会不尽如人意。场下的凶残是为日后的作战做准备。用詹姆斯·琼斯《惨淡的红标线》里的话来说就是，千万不能“挫伤他们的强硬做派”。这种做派“比是不是有几个日本战俘被揍或被杀要重要得多”。詹姆斯·琼斯，《惨淡的红标线》（纽约，1962），页302。战场上什么都是公平的。   
    征战之人也认识到，屠杀俘虏和平民或许真的是必要的。举一例来说，约翰·尤金·克龙比在温切斯特学院念了一半就加入了苏格兰高地兵团。1917年4月（他于一个月后战死）他写信给朋友，讲他们是怎么“肃清”敌人战壕的：把发烟炸弹扔进德军战壕，但因为长官不愿派人把战俘押到营地，所以只要有德国兵投降就立刻把他刺死。真要做起来实在骇人的很，克龙比想，虽然他也知道“从军事角度看，这很方便……是德国人挑起了这场战争，要想打败他们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甚至比他们还要狠”。约翰·克龙比上尉给一位不知名朋友的信，1917年3月3日，收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82—83。这样做不过是在“履行职责”，也成了广泛的共识。乔治·巴克，其访谈收格伦·爱德华滋，《越南：心中的战争》（南澳大利亚州，1992），页47。就算破坏规则也能得到大多数士兵的宽宥，在战场上   
    谁又有工夫去辩论那些形式上的细枝末节，行事的暴虐与否？喷火器、汽油弹、燃烧弹、石弓、毒桩——对那些陷于战争困境，每天要做上千个决定的人，别指望他们会按昆斯伯里侯爵［1844—1900，即约翰·肖尔托·道格拉斯爵士，英国运动家、体育赞助人，1867年创现代拳击的基本规则——译注］的那套规则行事。塞姆·达蒙，引自安顿·米勒，《曾经是苍鹰》（纽约，1968），页787—788。   
    实际在有些情况下，反倒有人教他们怎么样才能最有效地消灭俘虏。特种兵唐纳德·邓肯就曾上过一门叫“应对恶意审讯”的课，里面就有提到战俘的问题。就有益的方面说，战俘可以提供至关重要的信息，等他们把一切都招了再把他们放掉也有一定的宣传价值。甚至把战俘争取到反共阵营里来也不是没有可能（虽然可能性不大）。但生擒敌人的负面影响远比其正面效用来得大。他的“情报价值”还得和“俘虏他所带来的责任”（包括部队机动性的下降，食物和水等重要储备的共享以及必须派专人看守）相权衡才行。如果敌人知道投降就会被杀，那为了不被捕他们只会更顽强地反击。尽管如此，就地处决还是很重要。不忍心杀俘虏的人要加入特种部队“心理这关就过不去”，于是只有换岗。唐纳德·邓肯，《新兵团》（伦敦，1967），页160—161。据詹姆斯·亚当斯说，海军陆战队里也有类似的训练。他才21岁就已经被训练成冷面杀手了。他能背诵教官的指示：   
    至于受伤的敌人：“要是看见敌人的伤兵躺在地上，就别留活口。”手头要是有刺刀，就该俯下身，教官的原话是“砍下他的脑袋”或是“在他身上多戳几个窟窿”。詹姆斯·亚当斯，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131—132。   
    许多士兵都承认他们的教官说过“可以强暴妇女”，教他们碰到女俘虏怎样扒光她们的衣服，“让她们赤身裸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下”，然后“把尖棍或刺刀插进她们的阴道”。例见查克·奥南和吉米·罗伯森的证词，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28及60及丹尼尔·兰，《战争伤亡》（纽约，1969），页25—26。   
    有些士兵因曾参与过暴行而愧疚不已，也有人从中得到乐趣。吉米·罗伯森就曾后悔杀戮平民。当他决意放弃华盛顿特区舒适的生活去参军的时候，他才19岁。他被派往越南，一日，上级决定要夷平一座村庄，男、女、孩子一个也不留。约一年后，他略迟疑却痛苦地回忆了参与屠杀时自己的惊唳、心底一阵同情带来的恶魇，以及他无法自控、麻木地跟着大部队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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