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5

    少年郎读了如此骇人的故事，多半会信以为真，这就模糊了想象和现实的边界。举个例子，虚构的武士故事都乐于描述炫目的刺刀身手：特别是“制动”和“挑起”两招。在弗雷德里克·萨德勒·布瑞亚坦中尉的《步枪加刺刀：布尔战争纪事》（1900）中，一“力大如赫克利斯”的高个苏格兰人一刀刺中一名“个小、胆也小的德国兵”，把他挑了起来、扔到身后，“就好像一个人拿叉子甩起捆干草”那样轻松。陆军弗雷德里克·布瑞亚坦上尉，《步枪加刺刀：布尔战争纪事》（伦敦，1900），页271。约翰·菲纳莫的小说《两个小孩的战时历险》（1900及1928）中有个掌旗军士，也凭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臂力”把一个“被劈开”的布尔人挑过肩头。约翰·菲纳莫，《两个小孩的战时历险》（伦敦，1900及1928），分见页296及242。1915年时（我们还知道），英军皇家第四燧发枪队的队员们“十分痛快地”刺死了不少德国兵：“跟叉干草差不多，不过换成了活人罢了，”一个战士叫嚣道。E.哈代教士，《英国战士：勇气与幽默》（伦敦，1915），页42。这些都是虚构的场面，真实的记载竟也相差无几：大约是在1915年，爱尔兰海军陆战队的一名炮兵讲述了一名“身材魁梧的土耳其人”是如何被一个燧发枪手（一个“小个子”）刺中，接着挑过肩头，直奔悬崖而去的。“真不相信有这么好的身手，”目击的炮兵感叹道，“但那个爱尔兰小个子直到几小时后仍活蹦乱跳，好像有魔法护体似的。”帕特里克·米，《在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当炮手的二十二年》（伦敦，1935），页190。挑尸过肩的记叙到处都有，以致1915年出版的一本官方手册建议教官，若士兵训练时有“‘翻晒干草’的倾向”，应及时劝止。“像用叉子叉谷物那样对待敌人，不光费劲，而且也没有必要，”手册编写者郑重其事地劝道。“教官篇”，《实用刺刀拼杀》（伦敦，1915），页14。   
    即便这样，也没人愿意舍弃刺刀独有的魅力。刺刀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地位，部分是因为一般人不了解现代战争的实际情况。新兵要等到亮堂堂的刺刀装上枪才感觉像个军人。E.帕默尔，“这事又发生了”，页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华莱士·瑞本，《光辉篇章：加拿大士兵在迪埃普》（伦敦，1943），页37；J.斯蒂芬森，“与亲王等在佛兰德”，页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美军炮兵上火线前不见了刺刀（理由很简单，重炮兵不可能有机会使它），还“颇闹腾了一阵”：他们抗议说，自己“长久以来一直想着能枪挑德国兵”。美军第11野战炮兵队，《从亚利桑那到擒杀德兵》（第戎，1919），页38。对许多当兵的人来说，白刃战才是“最真实的”。杰弗里·维克兹爵士，“书信文件集”，致母书，1915年4月19日，利德尔·哈特中心藏。“这种血腥的打法连海盗见了都会开心”，科林兹比·道森在一战中回忆说。科林兹比·道森，《战壕荣光》（伦敦，1918），页74。另见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140。“当兵的都想拼刺刀，都渴望它带给人的狂喜、那种你死我活的处境给人的震颤，以及对手下败将的不依不饶！”爱尔兰记者迈克尔·麦克多诺叹道。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80。另见页94—95。在离前线八丈远、不可能上阵拼杀的情况下，士兵们当然会在家信中插些想象，吹嘘自己不久前如何“见了血，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而且不会忘了后来刺刀上沾染的“血迹，还有头发”。T.培根，“书信集”，侄儿拉尔夫·科瑞克致叔父书，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或见海军少将道格拉斯·布朗里格爵士，《海军战时信件检查员之泄密行为》（伦敦，1920），页188。二战时的例子，见托马斯·卡梅伦教士，《快乐的战士》（伦敦，1939），页23及华莱士·瑞本，《光辉篇章：加拿大士兵在迪埃普》（伦敦，1943），页37。很重要的一点是，从某种角度看，刺刀杀人还带有某种性暗示。例见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17—18。冲锋号吹响前，士兵们会边“抚弄”刺刀，边准备那血淋淋极乐时刻的到来，只等刀锋“插入”敌胸，“大股鲜血从心口喷出，落到枪口上”。罗伯特·麦凯纳，《透过帐门看去》，1919年首版（伦敦，1930），页87及90—91。他曾有首精心推敲的诗写白刃战，见其“写给勇武”，收麦凯纳，《诗集》（爱丁堡，1897），页47。所以男兵总是向母亲、姐妹、女友，而不是父亲、兄弟或战友讲述这种经历，也就不纯然是巧合了。   
   

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6

    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岁月里，英国军部放言，皇家陆军补给与运输勤务队、皇家陆军军医队、皇家陆军军需部队、皇家陆军财务队、陆军教育部队和陆军牙医队将不再装备刺刀（因为它们永远用不到刺刀），曾触犯众怒，扼腕叹息者也不在少数。刺刀，毕竟是“征战的象征，保住它也就保住了军魂，保住了军人的自尊”。见1936年1月及11月的信函、记事录，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4453。很多人都相信，要击退蛮敌，还得靠这虽已过时、仍旧“威风八面”的战具。正是刺刀，奠定了英、美和自治领军队“不可战胜”的声名。《不列颠英雄谱》（伦敦，1914），页90，引自“都是英雄”，《每日快报》，1914年8月27日。或见陆军利奥波德·麦拉格伦上尉，《白刃战》（伦敦，1916），页4；《前线士兵战争速写集——卷一：从纳塔尔之战到克伦佐之役》（伦敦，1900），页178及全书各处；陆军G.桑顿中校、陆军H.沃特斯少校，《武器操练教具：关于即兴训练》（奥尔德肖特，1941），页17。土耳其人、意大利人只要瞥见刀锋的寒光，就会放弃阵地，不战而逃。锡德尼·达菲尔德、安德鲁·埃利奥特，《硬功夫：致地方军成员及英国军队士兵》（伦敦，1942），页10；G.格迪斯上校，“书信文件集”，在达达尼尔海峡写的信，1915年4月3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艾恩·艾德里斯，《沙漠纵队：一澳大利亚骑兵在加利波利、西奈和巴勒斯坦的战地日记》（悉尼，1932），页260；列兵弗兰克·莫利，“战地日记”，1915年8月15日条，（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刺刀，更是德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一个列兵”，《一个列兵的私人空间——英国新军某士兵日记选段》（伦敦，1941），页14；陆军E.阿切尔上尉，《战士：有关一战的一场武戏》（德班，1917），页37；陆军M.阿默少校，《地方军成员及军士总体战训练方略》（伦敦，1942），页37；F.巴特利特，《心理学及士兵》（剑桥，1927），页175；艾伦·迪恩，“蒙斯之战”，《男孩杂志》，3卷58期（1914年10月24日），页148；杰拉尔德·丹尼斯，“厨子的珍馐（1916—1918）”，1928，页6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艾伯特·迪普，《炮手迪普》（伦敦，1918），页63；阿瑟·恩普瑞，《首应：派驻柏林》（纽约，1918），页91；柯利·诺克斯，《都是英雄》（伦敦，1941），页213；《前线来信：（加拿大商业）银行官员在一战中所起作用之记录，卷一》（多伦多，1920），页17—18，列兵A.格拉斯哥来信；“秘密备忘录”，1941年7月21日，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3249；诺曼·肖，“书信文件集”，落款1916年7月14日的一封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就连公认长于拼杀的日本人，对肉搏战也“提不起胃口”，见了刺刀，士气就丧失大半。锡德尼·达菲尔德、安德鲁·埃利奥特，《硬功夫：致地方军成员及英国军队士兵》（伦敦，1942），页10；“丛林战集”，二战时但无日期，页2，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54，923/1/5；W.琼斯，“丛林战概略”，1942年，页5，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   
    直至越战（那时，火力早已替代了肉搏），冰冷的刀锋神话仍然大行其道。举例讲，一等兵罗德·肯萨尔沃是名步枪手，装备有M14式30毫米口径全自动步枪。即便如此，他还是记得第一次在敌控区值夜哨时：   
    天色开始暗下来，我心里也开始发毛……很自然地就给枪上了刺刀。我也不知道如果真有事会不会管用，但……至少看上去很吓人。海军陆战队一等兵罗德·肯萨尔沃，收奥托·雷拉克，《非是金戈铁马——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口述实录》（堪萨斯，1992），页102。   
    如果一战叙事中净是刺刀上膛的步兵的话，之后他们就被战斗机驾驶员取代了。事实也是这样，即在人们的大脑中，总是把空战当作白刃战在技术上的对等。说起空战来，好像它和步兵冲锋或马刀陷阵并无二致。劳合·乔治曾称飞行员是“云端骑兵”。劳合·乔治，“举国言谢”，1917年10月29日，收乔治，《伟大的东征：战时讲演选集》（伦敦，1918），页148。另见C.格雷，《英国战机》（伦敦，1941），页3。驾机飞行“既刺激又不受约束，很让人满足；可以上窜下跳，肆意打闹，呼啸而过——就像西北边民的突击队从山崖突降”，肯尼思·海明威这样形容自己1944年在缅甸的作战经历。肯尼思·海明威，《飞临缅甸》（伦敦，1944），页67。新西兰人科林·P.希森讲了自己一次在越南架直升机组成紧密队形参战的情形。“恐惧消失了”，他回忆说，   
    突然间我有如神助，又信心百倍起来。就好像在骑兵队里，手持马刀，向敌军冲去……我握紧了步枪，急于赶赴战场，与敌人作战。科林·希森，《伤兵：越战真体验及精神创伤》（奥克兰，1993），页32。   
   

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7

    直升机编队很容易被人想象成冲锋陷阵的骑兵队，像在影片《现代启示录》中一样。   
    蓝天是现代科技与传统武士情怀结合最完美的地方。精彩的阐述，见乔治·莫瑟，“空中骑士与征战光环”，收罗伯特·欣德、海伦·沃森（编），《战争：残忍然而必须？机构暴力根基谈》（伦敦，1995），页132—142。飞行员无一例外都是志愿兵，他们训练有素。空军的崇高地位和声望意味着他们有很好的晋升和受勋获奖的机会。官兵间的关系也要较其他军种融洽，集体认同感也强。战友间依赖度尤其大，比起步兵间关系更密切，也更易于识别，所以集体荣誉感尤其强。在空军基地，就像生活在一群宿营的大孩子中间。恶作剧，狂饮作乐，拿啤酒洗胃、灌肠，抛扔家具，那是这帮“大男孩”凯旋后在兴高采烈地庆祝。空军阿索尔·福布斯中校、休伯特·艾伦少校，《飞行员小伙子们》（伦敦，1942），页110—114。   
    空战很受士兵的欢迎。二战中美国有过调查，结果发现四分之三的战机驾驶员愿意继续征战，而步兵的数字只有五分之二。同是飞行任务，与“人”关系越大，愿意执行的人比例越高（二战中曾有人问美军飞行员：“如果可以重新来过，你还会选择空战吗？”有93%的战机驾驶员答“是”，轻型轰炸机驾驶员为91%，中型轰炸机81%，重型轰炸机只有70%）。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333及335。问及的飞行员，驾驶重型轰炸机、中型轰炸机、轻型轰炸机和战斗机的分别为351、242、200和654人。有名轻型轰炸机驾驶员说“看到地上的人四散跑开”，不免觉得“好笑”，但“看到古城被我轰炸后满目创痍的样子，不禁神伤”。空军哈罗德·普赖斯少尉，“日记”，收布瑞亚坦·格林豪斯（编），《执拗者说：加拿大两飞行员一战日记》（渥太华，1987），页250，1917年12月17日条。空中猎手乐于“潜近”目标。詹姆士·麦卡登在击中一名德国佬后说：   
    我想，这是我最成功的一次。悄悄追踪猎物，再圆满地干掉他，此时的成就感无法形容。詹姆斯·麦卡登，《怒飞》，1918年首版（伦敦，1930），页203。但他也承认看到尸体时，不免感到“非常非常遗憾”。他更愿意在“德国佬的家园”作战，那样看不见“结果”。   
    罗德里克·克里斯霍姆是二战时英国皇家空军的夜机驾驶员。1941年3月13日，他击落了两架敌机。克氏后来写到，这种经历简直“无与伦比”：   
    下半夜怎么也睡不着；以后几天一直在说这事；连着几周脑子里没有别的……这真是件美事，想来就让人陶醉。罗德里克·克里斯霍姆，《夜幕》（伦敦，1953），页71。   
    同样的，喷火式战斗机驾驶员、空军上尉D.M.克鲁克也说，“战斗即将打响的那一刻”是“人生最荣耀、最激动的时刻”。看到飞机坠落，他被“彻底吸引住了”，以至目不转睛。空军D.克鲁克上尉，《喷火式战机驾驶员》（伦敦，1942），页28，30—31及75。肯尼思·海明威曾俯冲轰炸地面的日军：“啊，爽……呵，太爽了！”他叫着，讲起当时的“兴奋”不亚于在晴朗的春日早晨品呷香槟的乐趣。他自觉“有无边的快乐——好像回到了古时纵酒狂欢的秘密祭神仪式！”肯尼思·海明威，《飞临缅甸》（伦敦，1944），页41—42及68—69。连越战时期的反战诗人像威廉·J.西蒙，也同意从空中杀人之壮美崇高。在“吾乡”中，他写道：   
    每日行走云间，挥舞镰刀在这铝的时代，   
    杀人机器银色装裹：炼狱之火如雨天降。威廉·西蒙，“吾乡”，收拉里·罗特曼、简·巴里、巴兹尔·帕奎特（编），《情感与理智的胜利：越战老兵诗集》（纽约，1972），页42。   
    武士风度及技巧   
    三种武士都显现了某些骑士规范（或公认的礼仪和行为举止），这既包括体面作战、怜悯之心、无私利他等，也包括鲁莽冒险和鄙视死亡。战士们常用刻画骑士风度的词语来叙述自己的行为。这样一来，白刃战就可视作恢复了“战争野蛮而高贵”的传统。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78。哈罗德·斯泰恩坦便认为维特希特森林一役（1914年）就颇有18世纪战争的遗风：“没有采用徐进弹幕射击掩护、同时逐步推进的方式，而是秉承了苏格兰高地传统，只是拼杀、一路刀起头落。”哈罗德·斯泰恩坦，“战争的个体记忆”，页2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连《爱尔兰教会录》也痛感（那是在1914年）“战争中勇武、诗意和浪漫情怀”的失落，指说缺失了“个体经验”的战争只能让人沮丧：要想振作，只有重拾刺刀。约翰·沃恩主教，“大战感怀”，《爱尔兰教会录》，5辑，4卷（1914年7—12月），页562。   
   

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8

    狙击和空战的出现勾连了现代战争与老式骑侠作风。透过望远镜瞄准具向敌人开火，既显现了“20世纪现代战争的野蛮和残暴”，也映射出“古时战争的浪漫色彩和骑士精神”，这是一名澳大利亚狙击手的话。陆军R.林伍德上尉，“狙击手：第一部分”，《澳大利亚步兵》，20卷2期（1980年12月号），页9。和狙击相比，空战更可被视作中世纪战斗仪规的再现。劳合·乔治曾热情地说道，“每一次飞行都是一段传奇，每一个记录都是一部史诗……它们无不让人忆起骑士游侠的古老传说。”劳合·乔治，“举国言谢”，1917年10月29日，收乔治，《伟大的东征：战时讲演选集》（伦敦，1918），页148—149。另见沃尔特·布里斯科，《少年空中英雄：从学龄男生到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得主》（伦敦，1921），页59；沃尔特·布里斯科、H.斯坦纳德，《空军上尉保尔：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及优异服务勋章得主、空军指挥官保尔的军事生涯》（伦敦，1918），页23；空军H.伊克少将、空军艾拉·伊克上校，《空战》（纽约，1941），页36。 W.N.科博尔德在其诗作“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及优异服务勋章得主、空军上尉艾伯特·保尔”（1919）中不惜笔墨（铺衍了32个诗节之多）地歌颂了“行走云间的游侠”，驾战车驰骋于天际，只身迎战德国的空军中队，巧妙地躲闪数十门高炮的火舌。W.科博尔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及优异服务勋章得主、空军上尉艾伯特·保尔”，收《战争诗：1918年3月21日至11月11日及停战日以后》（剑桥，1919），页2—5。在（同一集的）“骑士风度再现”中，科博尔德指出，骑士精神在空战中重生。是时，飞行员仿佛古时的骑兵：就是“云端高贵的骑手”，在云间徜徉，空中驰骋。打斗成了“捉对厮杀”，飞行员驾的是“钢铁铸就的坐骑”。与骑士时代一样，有的“单枪匹马”，有的“浪漫历险”。同样是决斗，真正的武士只可被征服，要不毋宁死。W.科博尔德，“骑士风度再现”，收《战争诗：1918年3月21日至11月11日及停战日以后》（剑桥，1919），页10—11。战机驾驶员塞西尔·刘易斯几乎重复了前面理查德·希拉里的话，不过言语中少了些诗意，多了些平实：   
    就你自个儿，生死不由人，凭自己本事、一人之力，与敌人周旋。好像中世纪骑士的比武场，现代战争中惟一可亲见敌手、一决生死的地方，惟一留有骑士风度、正义气节的地方……不会发生你坐在满是泥的战壕中，五英里远的地方一个与你没有个人恩怨的家伙冲你开枪，把你撕成肉片的事——至死还不知道是谁下的毒手！那不是打仗，是谋杀。这样的杀伤，无谓，粗暴，卑鄙。还好，与我们无关。塞西尔·刘易斯，《人马座将起》（伦敦，1936），页45。另见威廉·吉厄里教士，《一位随军牧师的书信》（伦敦，1918），页77；肯尼思·海明威，《飞临缅甸》（伦敦，1944），页76；詹姆斯·斯佩特，《空中实力和战争权利》（伦敦，1924），页103。   
    飞行员无论活着、打仗，都“像个绅士”。博伊德·凯布尔，《空军战士》（伦敦，1918），页139—140。他们的基地在安全区，所以在战争间歇尽可以休息。参观者到了那里，看到“半小时前还在……英勇杀敌”的战士们竟然“都已经冲洗过了，穿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正安坐着享用大餐，桌上摆了花，外面还有乐队奏乐”，无不感到吃惊。空军威廉·毕晓普少校，《翅翼之战：空中绝杀》（伦敦，1918），页1—5；博伊德·凯布尔，《空军战士》（伦敦，1918），页139—140；珀西·霍尔，“琐忆”，未标页，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关于二战，也有类似的观点，见罗德里克·克里斯霍姆，《夜幕》（伦敦，1953），页18—19。其他关于二战和越战的记述，见珍妮·克里斯蒂，其访谈收凯瑟琳·马歇尔，《身处战区：美国女兵越战口述实录1966—1975》（波士顿，1987），页181及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340—358。   
    骑士准则的核心是理想主义，是脱了俗的灵性。自视为武士的人，都坚持刺刀有一种正义，而其他武器独无。陆军E.阿切尔上尉，《战士：有关一战的一场武戏》（德班，1917），页37。刺刀是武器，却象征了“公道、正义，是有灵的上帝为被侮辱者的复仇”，一名作家在《焚尸炉》（“青年公民志愿者协会”刊印的业务通讯）杂志上慷慨陈词。连对杀人颇反感的人也认为“一个有圣战信仰、拿刺刀拼杀的人，要比机枪手更接近上帝”。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79。宗教人士鼓吹这一观念尤其卖力。在1939年12月10日的广播讲话中，红衣主教欣斯利以雄辩的口才论述了现代机械战争的可怕，并无限向往地追忆了持刀作战的既往时光——刀剑可谓是“正义的象征……古代骑侠扶弱抗暴的见证”——到了现代，竟让位给了地雷、炸弹、鱼雷、毒气等一干玩意。他哀叹说，“科学的至高成就”竟被“掳来为野蛮和愚昧造势”。红衣主教欣斯利，《和平的规约及其他战时讲演》（伦敦，1941），页7，1939年12月19日广播稿。   
   

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9

    最重要的，这些杀伤方式凸显了个体在抹杀个性、技术驱使的现代战争中的无力。因为看不到个体，许多战士厌烦了让人心灰意冷的机械炮击，转而向往一种更个人化的杀戮。乔治·科帕德，《扛着机枪去康布雷》（伦敦，1980），页42；亨利·达令坦爵士，“希腊来信”，1915年6月5日，页41，利德尔·哈特中心藏；科林兹比·道森，《战壕荣光》（伦敦，1918），页74；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78；锡德·肯普，“追念：西肯特皇家第六军团在1914—1916”，页41，帝国战争博物馆藏；W.柯尔比，“1917康布雷之战”，页98，帝国战争博物馆藏；W.克温坦，“自传”，页5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多萝西·斯科尔兹，“书信文件集”，E.威廉斯日记，1914年9月22日条，威根档案馆。陆军上尉M.D.肯尼迪是这样说的：   
    旷野作战，至少还可以真枪实弹地干一架。堑壕战是第一次出现，你根本没法施展。一直在开阔的平地上操练的部队，老在战壕里窝着肯定会感到憋闷。平地作战不至于没有还手机会，无论是敌是我，是伤是亡，大家都不耍心眼，要打就光明正大。做官的也好，当兵的也罢，图的不就是痛痛快快“打一架”吗？陆军M.肯尼迪上尉，“金钱的感召”，1931年，页96，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这就点出了白刃战深受士兵欢迎的原因。比如在皇家恩尼斯基伦燧发枪团服役的查尔斯·塞西尔·米勒就曾说，在无人地带赤手空拳地打“真是过瘾”，他直言“被几英里远的地方呼啸而来的金属家伙撕成碎片的感觉就差得远了”。查尔斯·米勒，“印度驰书致在英国的女儿”，页2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类似的，在1915年5月4日写给姐姐的一封信中，（在皇家芒斯特燧发枪团当兵的）盖伊·沃恩弗德·南丁格尔提到了短兵相接时的兴奋劲：“太过瘾了”，他写道，“我们眼里只有敌人，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尖叫起来。不用打冷枪了，大家都如释重负。”陆军盖伊·南丁格尔上尉，“1915年书信集”，致姊书，1915年5月4日寄自加利波利，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南丁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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