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7

    训练营里虽不乏暴力，可军方也发现不得不接纳越来越多的民兵。现代战争使用的技术无所不及，使战争与每个人是如此的近。自一战开始，参战人数便不是以万而是以百万计，于是军方得向所有人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这可不容易，难点主要有二：第一，要找到一种治疗手段和普通人听得懂的语言，好向不能理解战争的百姓解释。这在第八章还要详细讲，这里就简单说一下：就是要给精神病学专家、临床心理学家和社会福利工作者以较高的地位，因为“医治”面对杀戮承受了很大压力的士兵要靠他们。这些社会科学工作者给军事用语带来了可喜的变化：“胆小怯懦”（轻者受罚，重者可处死刑）到他们嘴里就成了“炮弹休克”，再说就是“心理焦虑”（虽然还不光彩，但治疗一下也就行了）。到二战结束前和越战时，称呼又改了，成了“战斗疲劳”（也即需要休息，而且能赚取更多的同情）。这种对军方一直坚称的怯弱的不断正名，如果没有“全面战”之下的政治经济压力是不可能实现的；另一方面，不借用病理心理学概念来描述人在战场上的状态也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和第一个相关）拦路虎是如何把好战的话改软：更准确说就是改成老百姓的语言。非人和过度残酷的战备训练，有各方面的人盯着，包括那些心急如焚的家长。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既能完成兵役又能早日回家过上平静的百姓生活，做个好公民而不是职业杀手？有些事发生在正规军身上没事，可要是牵扯到大量的志愿兵和强征兵就得好好解释一番了。心理学家约翰·多勒德和他的同事提出的挫败敌对公式——即累积的挫败感会引发敌对行为——就被用来为那些有施虐倾向的训练科目开脱。其理论，见约翰·多勒德、伦纳德·杜布、尼尔·米勒、O.莫勒、罗伯特·西厄兹，《挫败与敌对》（康涅狄格，1939）及尼尔·米勒，“挫败敌对假说”，《心理学评论》，48期（1941），页337—342。另见伦纳德·伯科维支，“再谈挫败敌对假说”，收伯科维支（编），《敌对探源》（纽约，1969）；伦纳德·伯科维支，“敌对行为的环境因素分析”，收乔·格罗贝尔、罗伯特·欣德（编），《敌对和战争：生物及社会基础》（剑桥，1989），页91—100；马克·梅，《战争与和平的社会心理学分析》（纽黑文，1943）；尼尔·米勒、理查德·巴格尔斯基，“敌对行为的次要研究之二：内团体的挫折感对外团体态度的影响”，《心理学刊》，25期（1948）；P.特奎特，“自然和人类社会中的敌对行为（二）”，《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22卷3期（1949），页157及160。移情、移置等行话替代了直白的军事语言，与此同时教官的行为方式却没有任何变化。心理学术语还被用来遮掩有关黑人士兵的人事任用（借用进化心理学和群体动力学把黑人排除在战斗群体之外，在人手极度紧张时又通过精神分析学把他们融合进来）。后一种情况的例子，见精神病学家阿尔文·普桑特博士的精神分析学主张，引自戴维·洛伦兹，“黑人兄弟为何再度从军”，《黑木》，1968年8月23日，页88。军官们有意识地、也是毫无顾忌地把心理学语言拿来，在需要的时候为自己以部队的方式对待民兵的行为辩护。例见陆军C.金顿中校，“1848—1849年度金奖文章”，《澳大利亚陆军军报》，10期（1949年12月—1950年1月），页6—22。   
    士气和模拟训练   
    针对因应用于战争的技术不断进步和越来越多的“平民”进入部队而导致的消极应战问题，有许多对策。从技术角度提出的对策就有重点研发攻击武器而不是防御设备（理由是，武器既是“自我的延伸”，那进攻性武器自然会鼓励人变得勇武）A.卡丁纳，“战争恐惧症中的法医问题一览”，《美国精神病学杂志》，99期（1942—1943），页659。另见陆军C.戴利中校，“部队士气的心理学分析”，《陆军季刊》，32卷（1936年4月），页71及F.巴特勒特教授，“高射炮兵的心理问题”，1942年，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66。，如1967年试行的“急杀”和“直觉”的开火方式以及1971年引入的“模拟训练”。具体描述见《时代》杂志，1967年7月14日，页16；保罗·布莱德、罗伯特·萨尔增，“模拟训练对步兵积极性和满足感的影响”，《部队和社会》，6卷2期（1980年冬季），页202—214；陆军D.科林斯上尉，“急杀”，《步兵杂志：皇家澳大利亚步兵团》（1969年1月），无页码；托马斯·斯科特，“地面部队的战术训练”，《部队和社会》，6卷2期（1980年冬季），页215—231；美国陆军，《急杀原则：训练章程23711》（佐治亚，1967年5月）。一战时已有“急杀”：见锡德尼·洛克伍德，“一战忆旧1914—1918”，页10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以人为本的策略包括发扬团队精神和建立奖偿机制如发放证章军衔标志等。“本土军队训练：英国本土部队总司令（富兰克林上将）对全英训练部队司令员的讲话”，1944年12月7日，页3，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840；陆军A.詹姆斯中校，“心理调节和战时士气”，《加拿大陆军军报》，2卷5—8期（1948年8—9月及10—11月），页28—31及24—25；陆军威廉·莱恩上校，“士气和领导才能”，《加拿大陆军军报》，6卷1期（1952年4月），页46—47；陆军马利哲·斯坦尼希什少将，“指挥提案”，《加拿大陆军军报》，14卷2期（1960年春月），页81。   
   

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8

    向新兵灌输爱国、政治信念也很重要。认为士兵不过是“一捆条件反射的神经束、一个胃、一个生殖器加一双脚”的传统观念，认同者已日见其少。迪克森·韦克特，《咱们的小伙凯旋时》（马萨诸塞，1944），页482。对其有鞭辟入里的述评，见S.麦肯齐，“士气和事业：改变一战英国远征军看法的运动”，《加拿大史学杂志》，25期（1990），页215—232。要是不想被人当作“暴徒、或有着犯罪情结的精神病患者”，每名士兵都要明白为什么要打仗。迪克森·韦克特，《咱们的小伙凯旋时》（马萨诸塞，1944），页482。纽约精神病学家伦纳德·R.西尔曼认为应向美军士兵传递   
    明确、固定、衷心认同的理念，要他们保家卫国。美国政府应向他们灌输对战争意义的官方、热情的具体阐释，既要强调其个人福祉，又要激起对敌人的仇恨，还要点燃对美国信念的虔诚信仰。伦纳德·西尔曼，“士气”，《战时医务工作》，3卷5期（1943年5月），页498—502。类似的言语见陆军马丁·施泰因上尉，“神经官能症和集体诱因”，《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7卷3期（1947年3月），页320—321。   
    但多数论者都对能否通过讲道理说服士兵表示过怀疑。连知名军事评论家查尔斯·莫斯考斯（他坚信信念十分重要），也不得不承认“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和“爱国主义的豪言壮语”，“潜在的想法”很少能拿上台面。查尔斯·莫斯考斯，《服役美军》（纽约，1970），页147。另见罗杰·利托，“兄弟情深和战场表现”，收莫里斯·詹诺维支（编），《军队新貌：组织变动》（纽约，1964），页204—205。按言辞更为激烈的分析家S.L.A.马歇尔上校的说法，不愿杀伤是“一种情感而非心智的障碍”。因此，“靠理智的辩难，如‘不杀人就被人杀’，是无法成功的。”陆军S.马歇尔上校，《人与火：未来战争指挥问题》（纽约，1947），页78。另见H.加纳少校，“战争中的精神病受害者”，《战时医务工作》，8卷5期（1945），页345；塞缪尔·亨廷顿，《士兵和国家》（纽约，1967），页389；阿尔弗雷德·路德维希，“长期作战士兵中的神经官能症”，《门宁格诊所公报》，11卷1期（1947年1月），页18—21；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适应部队生活，卷一》（普林斯顿，1949），页437；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150。   
    提倡团队精神、进行意识形态灌输，效果都有限。士兵上阵后僵硬呆板的最重要原因是恐惧，而这个可恶的“毒素”靠这两种办法都无法除去。恐惧常被视为病毒：例见陆军W.加伯少校，“凡枪手都要英勇才行”，《加拿大陆军军报》，6卷6期（1953年1月），页22—23及艾伯特·格拉斯，“战区预防精神病学”，《美国三军医疗杂志》，4卷1期（1953），页684—685。教官的主要努力方向是要把恐惧变成愤怒。海军陆战队的一名教员就曾说：“恐惧只能把你毁掉”，所以一定要“愤怒起来，好去杀人！”乔治·巴克，其访谈收格伦·爱德华滋，《越南：心中的战争》（南澳大利亚州，1992），页45。恐惧的传统消解之道是训练士兵不由自主地动作，这样到了战场上他们就会“本能地”做出反应。但在实战中这种方法的短处就立现了：真打起来，那几个惯常动作几乎都没什么用，因为每场战斗都有自己的目标，可用的资源和战场环境也不一样。此外，士兵常需要在没有上级命令的情况下行动，所以得教授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自主判断：习惯性动作和本能地待命这时帮不了什么忙——相反，操练最熟稔、平日最听话的士兵到了战场上反倒经常是最先躲进树                  丛里去的人。陆军S.马歇尔上校，《人与火：未来战争指挥问题》（纽约，1947），页40及60。   
    消除恐惧的办法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模拟训练，其最积极的倡导者是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一战期间）和S.L.A.马歇尔上校（二战以后）。富勒可算是20世纪最有预见力的军事理论家。布赖恩·里德，《军事思想家J.F.C.富勒》（伦敦，1987），页1。他认为，“进攻欲”的培养只有靠长期、缓慢甚至不易觉察的灌输才能奏效。人的心理至关重要（他的理由很合情理，毕竟“怕死的是人，不是武器”）。论证时，富勒援引了他独创的本能学说和群体学说。根据他的理论，人的个性取决于一时的想法和心情，而这又取决于其精神或自我。一个人接触的所有事物都会在他心里激起向善或向恶的情感。这种个人的情感体验经过多次重复就能形成习惯；个体习惯在一个民族中反复出现就会转化为其本能。尽管部队无法改变人的本能，但可以“向士兵施加各种战争印记，这样他习得的感情倾向、他的本能反应就会变得好战”。另外，军队本身可看作某种人群，也要受规束普通人群法则的羁约。群体一如个体，也要受过去势力的支配。富勒认为，把军队“当成一个整体”：   
   

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9

    就会发现，我们所称之为理智的东西实在是受我们的心智支配的；而且在心智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那些无意识的行为底层，其中尤以遗传天性最为重要。在某种情境下，人有意识的个性会挥发，而每一个人的情绪在这时都会朝一个方向聚集：这样，集体心智就形成了。这个人群在心理上也就成为一体，此后就可以像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那样行动了。   
    换言之，“部队人群”可由施训者支配，因为“同质的环境可以创造一体的性格和精神”。   
    向个体和群体施加“战争印记”固然重要，但富勒也承认，现有的训练机制没有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忽视了战争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枪弹。没有枪弹，通过训导士兵是可以知道该如何行事——可到了实战还是手足无措。为了鼓励士兵开枪，他建议使用不同颜色的小旗。红旗表示敌军火力稍强；蓝色是双方火力相当；白旗则相反。通过一系列演习，士兵应当知道依不同战局风险的大小决定如何应对。应该教他们借助掩护前进、选择射击角度以及沉着应对压力。与队列训练强调服从命令、严格执行、整齐划一不同，战斗训练更重视战术队列和因地制宜。陆军J.富勒上尉，《训练备战》（纽约，1947），页7—9，11，16，29，103—106及111—117。   
    二战结束后，马歇尔发展了富勒的理论。他也认为要想士兵勇猛，拟真训练十分重要；而且也同意富勒的观点，即士兵的主动是教出来的。习惯动作和死板的操练只能适得其反。无论官还是兵，都得理解人的心理，尤其是人有交往的需要。马歇尔鼓励士兵们互相接触（据他观察，“互相拍拍背……胆小的老鼠也会成狮子”）。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哪怕仅仅是能看到别人的身影——对培养进攻欲非常重要。活动也是一样，哪怕只是挖个散兵坑，或者给战友提供紧急救护。马歇尔是这么说的：“行动使人镇静，可以让头脑保持清醒。要是能管住自己的肌肉，待会儿就会去用它。”   
    马歇尔也指出不应抱太大希望。最怠战的四分之三士兵怎么都不会积极起来。但他也提出，哪怕不开枪的士兵对战斗也是重要的：只要他们在场就有助于保持士气。积极的士兵全身心拼杀，不会注意到同伴在（或不在）干什么。实际上，正是只看不打的人在场才使得其他的人不打不行。他们虽然没帮什么忙，却给战争造了势。对开枪者可以以升职作为奖励，一直不开枪的人可以调去打炮，几个人协作或许可以让他们变得积极些。有时也可以让他们使用单兵武器，比如喷火器、勃朗宁自动步枪等，这些武器都是“独行侠”，也有分量，或许会让怠战的士兵消除总是默默无闻的心理状态。陆军S.马歇尔上校，《人与火：未来战争指挥问题》（纽约，1947），页36，40—42，64—66，71—72及75—76。   
    但在马歇尔写下这些文字时，军方已经走在了无论是他还是富勒的前面，引入了模拟训练，即后来的“战念灌输”。形式起先有多种（在第五章我会详述其中的一种，“爱恨法”），但到二战时已固定下来，成为渗透科目，它要求受训士兵在枪林弹雨中匍匐前进。受训者完全暴露在近旁的炮火之下，还要完成模拟的战斗演习。有些通道会有活动靶弹出，要求士兵迅速将其打掉。“闪电科”、“渗透科”、“村战科”和“近战科”要求战士在不同的地形和战局条件下及时开火，哪怕周围有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头顶还有呼啸而过的超越火力。攻击科可以从体能和心理两方面考查、训练士兵。壕沟里烟雾密布，使受训者无从分辨壕沟有多深；里面放上假人，只有踩到上面才能知道；受训者穿过两道屏壁，却发现左右各有一个假人夹击，这是为了检验他用刺刀的反应速度。具体情况见丹尼斯·吉钦，《征战宝瓶宫：一美国步兵越战期间柬埔寨边境战记》（北卡罗来纳，1994），页20；“训练中的现实”，《泰晤士报》，1942年4月27日，页2；C.特瓦因，《刺刀训练：借助假人、草棍进行的系列模拟演习》（奥尔德肖特，1942），页38—44；贝尔·瓦利，“步兵师的组建和训练”及威廉·基西，“补充兵员的训练”，均收罗伯特·帕默尔、贝尔·瓦利、威廉·基西（编），《二战中的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地面作战部队的组建和训练》（华盛顿特区，1948），页387—389及448—451；“战争内阁日程：来自澳大利亚武装部队（中东）将级指挥官的报告”，1942年，页3，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其他军种也进行了拟真训练。空军的例子见美国陆军司令部空中部队训练师，《美国陆军空中部队专业人员战时训练评估》（华盛顿特区，1946），页38。   
   

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10

    模拟训练并非人人都赞成。克里斯琴·艾皮，《工人阶级的战争：美国士兵在越南》（教堂山，1993），页114—115及贝尔·瓦利，“步兵师的组建和训练”，收罗伯特·帕默尔、贝尔·瓦利、威廉·基西（编），《二战中的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地面作战部队的组建和训练》（华盛顿特区，1948），页448—449及451。澳大利亚陆军满怀信心地采用了模拟训练，但也注意到若“实施不好”，也会“导致和‘炮弹休克’类似的神经紧张”。其在二战期间发表的一份报告就告诫其军官，训练的目的不是“让人受到惊吓”，且“不应成为教员耀武扬威的机会”。“战时条件下的训练”，二战篇，页1，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54，937/1/8。另见鲁思·威尔逊，《黑人入伍：美军黑人研究》（纽约，1945），页28。但如果训练“较为平和，且接近实战”，一般认为可给士兵以更逼真的战斗想象，且能刺激他们多掌握些战斗技巧，更适应嘈杂的环境，有更多打移动靶的经验，能更好地体会心理学上转移注意力的技巧，慢慢学会只关注眼下的事情和逐渐可以有信心，即使压力很大也能应付。引自“战时条件下的训练”，二战篇，页1，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54，937/1/8。另见战争部陆军A.威尔逊少校致本土部队陆军布里顿中校的信，1942年5月5日及“训练中的心理成分”，1942年6月4日，均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799。二战时在澳军服役的兰斯·肯特曾在开农格勒［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地名——译注］的丛林战校受训，他认为模拟训练很有成效：   
    至于没有真实对手，这就得由教官们解决了。在刺刀训练和需要学员进攻的训练科目中，教员中的神枪手会在他们两边百来米的地方守着。谁落后就打谁拖后的那只脚。子弹会落在他脚边，落在他身后一米的地方。哪怕谁觉得自己已经筋疲力尽，只要听到“砰砰”的枪声，或者子弹打在身后不远的地上“铛”的一声，或是跳飞的子弹嗡嗡的声音，都会有如神助，爬起来往前一阵跑，太让人称奇了。   
    他还介绍说，还有种“让士兵腿脚快点”的高招是“取半截硝酸爆胶，用牙把雷管和导火索咬在一起，点着了，朝落后的士兵身后扔过去！”只要距离得当，爆炸不会伤到人——但于训练却极有效。兰斯·肯特，“自传”，页167—168，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认可这种方法的士兵不止肯特一个。不仅是在训练中，战场上也一样：1943年，有人问700名曾在北非作战的士兵，什么样的训练可以消减战场上的惊愕，有三分之一的人提到真枪实弹的训练，（一年后）在意大利作战的344名步兵中有超过八成的人都认为艰苦但接近实战的训练是他们备战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228—229及231。另见陆军K.林德曼中校，“恐惧的心理学”，《加拿大陆军军报》，14卷5期（1960年1月），页95。   
    刺 刀 训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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