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地。他日中写作，清晨和
黄昏，就在湖边散步。他不但在这最寂静、最平凡、最朴素的湖边，会见了他最亲密的战
友，计划着怎样掀起这个石破天惊的十月红色风暴，他也在这个长满了芦苇，人迹罕到的湖
边，独自欣赏着晚霞和新月。
这是一个多么幸福的湖，和伟大的列宁多么相称的一个最朴素的湖！
我在苏联前后两个多月访问期间，在我所看过的地方，所接触的人物，以及所读所听的
一切的背后，都站着一位巨人；宽大而凸出的前额，宽阔的肩膀，智慧的眼睛，仁慈的
嘴……
他和平凡的普通人民一样，也最得他们的敬爱。他不做作，不矜持，他没有一点癖好。
他没有工夫想到自己。他居住的地方，无论是在斯莫尔尼宫、克里姆林宫、哥尔克的将军别
墅……他的卧室、餐室、办公室，都是那么仄小，那么朴素。他在最平凡的卧室梳妆台上也
能写作，在小小的藤椅上也能久坐办公，在他书桌对面，他给来访的客人准备的却是很舒适
的沙发椅子……一切的一切，都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一个能最好的为人民服务的人，总是
最能忘掉自己的人。伟大的列宁就是那样完全地、出乎自然地、时时刻刻无微不至地想到俄
罗斯以及世界上千千万万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他日日夜夜用最缜密的思考，替他们计
划着最幸福的将来。我常常在想，在他那宽大而凸出的前额里，不知道也想过他自己没有？
一想到今天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的幸福自由的生活，就是建立于这位伟大的人的朴素
生活之上，我们对于他的朴素生活的遗迹更加百倍的珍贵。这中间，最使我永远不忘的，是
他的这个充满了野趣的宽阔崇高的绿色办公室，和办公室旁边的一个朴素的“像真理一样朴
素”的湖。一九五九年二月。
把春天吵醒了》。）
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五四”以后，在新诗的许多形式中，有一种叫做
“短诗”或“小诗”的。这种诗很短，最短的只有两行，因为我写过《繁星》和《春水》，
这两本集子里，都是短诗，人家就以为是我起头写的。现在回忆起来，我不记得那时候我读
过多少当代的别人的短诗没有，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
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
经过是这样的：五四运动的时候，我还在大学预科，新文化的高潮中，各种新型的报刊
多如雨后春笋，里面不但有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论著，也有外国文学的介绍批评，以及用
白话写的小说、新诗、散文等。在我们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我们在课外贪婪地阅读这些书
报，就是在课内也往往将这些书报压在课本底下，公开的“偷看”，遇有什么自己特别喜欢
的句子，就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抄在笔记本的眉批上。
这样做惯了，有时把自己一切随时随地的感想和回忆，也都拉杂地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
写上去。日子多了，写下来的东西也有相当的数量，虽然大致不过三五行，而这三五行的背
后，总有些和你有关的事情，看到这些字，使你想起很亲切很真实的情景，而舍不得丢掉。
这时我偶然在一本什么杂志上，看到郑振铎译的泰戈尔《飞鸟集》连载，（泰戈尔的诗
歌，多是采用民歌的形式，语言美丽朴素，音乐性也强，深得印度人民的喜爱。当他自己将
他的孟加拉文的诗歌译成英文的时候，为要保存诗的内容就不采取诗的分行的有韵律的形
式，而译成诗的散文。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飞鸟集》原文是不是民歌的形式，我也不清
楚。）这集里都是很短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哲理的三言两语。我心里一动，我觉得我在笔记
本的眉批上的那些三言两语，也可以整理一下，抄了起来。在抄的时候，我挑选那些更有诗
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放在一起，因为是零碎的思想，就选了其中的一段，以繁星两个字起
头的，放在第一部，名之为《繁星集》。
泰戈尔的《飞鸟集》是一本诗集，我的《繁星集》是不是诗集呢？在这一点上我没有自
信力，同时我在写这些三言两语的时候，并不是有意识地在写诗，（我上新文学的课，也听
先生讲过希腊的小诗，说是短小精悍，像蜜蜂一样，身体虽小却有很尖利的刺，为讽刺或是
讲些道理是一针见血的等等。而我在写《繁星》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希腊小诗。）所以我在
一九三二年写的《全集自序》中，曾有这么一段：
水》……《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我对于新诗，
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
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
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着看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它的形式，来收
集我的零碎的思想……这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
现在，我觉得，当时我之所以不肯称《繁星》、《春水》为诗的原故，因为我心里实在
是有诗的标准的，我认为诗是应该有格律的——不管它是新是旧——音乐性是应该比较强
的。同时情感上也应该有抑扬顿挫，三言两语就成一首诗，未免太单薄太草率了。因此，我
除了在二十岁前后，一口气写了三百多段“零碎的思想”之外，就再没有像《繁星》和《春
水》这类的东西。
以后，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我在西山写了一段短小的散文《可爱的》，寄到《晨报副
刊》去，登出的时候，却以分行的诗的形式排印了，下面还附有编者的按语，是：
栏里，也没有不可（分写连写本来无甚关系，是诗不是诗，须看文字的内容），好在我
们分栏，只是分个大概，并不限定某栏必当登载怎样怎样一类的文字；杂感栏也曾登过极饶
诗趣的东西，本栏与诗栏，不是今天才打通的。
于是，我才开始大胆地写些新诗，有的是有韵的，也有的是无韵的，不在这篇题目之
内，暂且不去提它了。
以上把《繁星》、《春水》的写作历史交代过，现在我自己重翻这两本东西，觉得里面
有不少是有韵的，诗意也不算缺乏，主要的缺点——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正如周扬同志
所说的，“新诗也有很大的缺点，最根本的缺点就是还没有和劳动群众很好的结合。”也就
是说当时的我，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时代，却只注意到描写到身边琐事，个
人的经验与感受，既没有表现劳动群众的情感思想，也没有用劳动群众所喜爱熟悉的语言形
式。音乐性还是重要的，劳动人民在情感奔放的时候，唱出的总是有韵的，我还没有读过工
农兵写的无韵的诗。至于形式的短小，却不是一个缺点，现在绝大多数的民歌，不就是在短
小的四句之中，表现出伟大的革命气魄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么？劳动群众的诗，短小而不
单薄，豪迈而不草率，此中消息，还得从诗人的思想意识里去挖！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八日们
把春天吵醒了》。）
附补充的几句话：
这些年来，我常常收到小朋友的来信，信中附有短诗，要我给他们“教正”，我既不能
一一作答，而且我也没有什么作诗的秘诀，我想这件事，教师们倒可以指导，帮忙，假如你
看见孩子们在课外做些小诗，千万不要扫掉他们的雅兴，告诉并介绍他们多读古今中外的好
诗，和诗的种种格律，在音乐性方面，要教会我国的“四声”（平、上、去、入）五音（齿
唇舌鼻喉），学会用仰扬顿挫的音节写出他们心中真挚的感想，使人看过后，能肯得下来，
就是一首好诗，这是我在《繁星》、《春水》中所没有做到的，希望小朋友的语文老师们，
在这方面多教导他们，不要让一个可以成为诗人的孩子，从你手下滑过。
一九八○年十月。
保卫和平的人们，起来！
战争的恶魔，最怕和平的种子，
怕他们遍地发芽，遍地开花，
怕他们扩展开美丽光明的世界，
再不容许他在乌云里舞爪张牙。
战魔惶恐着发出紧急的命令，
这时在南越，富利集中营，
就有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
加紧地把祖国的和平种子杀害！
“食物下毒，造成一千人的死亡；
未死的人上房呼救，中了乱枪，
成堆的糜烂尸身在烈火中埋葬。
刺刀和枪杆围护着屠杀的刑场，
来救援的家属邻居遭到了阻挡……”
全世界爱好和平，保卫和平的
人们——起来！起来！
齐声怒吼，喝令魔爪松开！
用痛恨的力量，齐把绞索拉紧，
把战魔一直送上审判的高台！记幸福沟
我们十几个人，排成长长的队伍，小心地踩着田垄，向着从前的“鬼集沟”，现在的
“幸福沟”走去。
在河南省登封县文家村，有这么一条长长的山沟：沟里尽是一座座小小的坟头，就是月
白风清之夜，人们也不敢从那里经过，因为这条沟是个鬼集！解放前，是个荒凉寂寞、人迹
不到的地方。人们传说：天天夜里，沉沉的夜色之中，恍惚浮动着的幢幢的鬼影，隐约听到
了如泣如诉的鬼声。“鬼集沟”的名字就传开了。
“鬼集沟”是文村死人聚居之所，而文村的活人所居住耕种的，也是一片“林少沙多、
沟深山秃、石硬土松”的土地！
“有雨一天烂，雨后三天旱”，山洪过后，水土流失，耕地逐年减少，河水逐年变大，
而吃水用水却要到十几里外去取。每年非旱即涝，颗粒不收。解放前，出外逃荒的人数，在
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文村有不少歌谣，都是本地人民对于从前痛苦生活的记载：
年年上粪年年冲，
一季不上粪，难以收够种，
季季种庄稼，年年没收成。
这个穷僻的地方，痛苦的年月，影响到本地南沟村里三十四个男子，有三十二个找不到
对象。有一家弟兄五人，有四个没有妻子，另一家有七个姑娘，却有五个愿意下山！文村又
有歌谣说：
砂岭不能发富根，
山穷沟深没有水，
吃水井深累断筋，
地远坡大沙石滩，
上地磨烂脚后跟，
年年旱涝无收成，
吃水还得远处寻，
要想日子过得好，
除非搬家离文村。
多少年来，文村的人民个个都有这个想法：“这里一下雨就有那么多的水，若能把这些
水存起来用，那够多好！”文村群众是刻苦耐劳的，也有勇气和智慧，但是在解放以前，人
民的勇气与智慧，也像水土一样，年年随着山洪流失了！
解放后的文村，像枯木逢春一样，每一条干枝上都发了芽！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干
部和群众一起向大自然展开艰苦的斗争；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四年，把水浇地从以前的二
百八十亩，扩大到五百九十亩，这数目虽不小，但群众和干部都认为进展得不够快，而且社
社分开，吃水用水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有一位领导干部说：“那时在当地工作的干部，
谁要把洗脸水泼掉，他就是脱离群众。”因为水在当地是那样地艰难宝贵，群众的一盆水，
公婆洗过，儿子媳妇洗，孙儿孙女洗，最后还留下和煤呢！
一九五八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文村水利工作的发展，像一条困龙，在雷雨交加的一
个春夜，欣然醒起，摆脱了泥泞的浅沼，鳞甲闪耀地飞上了九天！治山治水的工作，雄壮浩
荡地开始了。他们群策群力，收集起积年和山洪搏斗的经验，边规划边行动地“砍破嵩山
头，挡住颍河流！”去年春天的两个月之中，在山顶高坡上修了四项三十七种水土工程，密
切地结合着、推进着农业生产，边兴修边利用，一年来兴修三十个水库，六十多个大渠，一
千多个谷坊。治理山头十一个，挖土石方三十多万方，扩大灌溉面积到两万多亩。群众有诗
歌描写他们冲天的干劲，和他们劳动的成果：
遍地人海人山。
夜间灯火辉煌，
白天干劲冲天。
山谷水库亮晶晶，
降龙伏虎改面貌，
一年两季庆收成。
结合着水土保持，文村的林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已经有园林五百二十多亩，育苗
五百一十亩，树木六百三十万棵。群众有诗说：
三年以后变成宝，
清水遍地流，
行路果碰头。
现在我们这些人急忙奔赴的“幸福沟”，就是从那千灾百难的“鬼集沟”转变而成的！
我心里激动地在思索着文村的转变，一面低头快快地走。
身旁那个脸蛋红得像熟透了的大苹果一样的姑娘，笑着拉住我说：“慢点走吧，你看，
前面就是幸福沟了！”
抬头望时，在两旁绿油油的梯田中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谷，一层层的谷坊，把这道
山谷分成几十层“台阶”，上面种的密密的小树，这时桃正开花，柳正萌芽，在灿烂的阳光
下，满山满谷，弥漫着盈盈的春意！一两年内，真是“清水遍地流，行路果碰头”，“鬼集
沟”成了被忘却的名字了！
这个苹果脸的大姑娘搀住我，一路走上山顶幸福沟的渠头，指点给我看：渠头下面三四
尺见方的石池是消力池，是防止山洪冲下的时候，把谷里的土冲走的。消力池两边引伸出去
的小沟里，相隔不远就排着一行一行的石块，那叫“沟腰带”；坡地上的地里，斜斜地一道
道的土畦，那叫“土布袋”，都是防止水土流失的。此外还有鱼鳞坑，水平沟等等，我也听
不懂记不清了。这一小块一小块的蓄水，像千百面明镜一般，在阳光下闪烁，我想：等到
“千库万坊”的计划完成以后，文村的全境更不知如何美丽呢！
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幸福沟，走下高坡，穿过干涸的河床，去参观正在筑坝的跃进渠；
大坝上挑土的，打夯的，人山人海，欢声动地！我拉着那个大姑娘的手，笑说：“你不会想
嫁到山下去了吧！”她笑着摇了摇头，却指给我看打夯的人丛中的几个穿红衣和穿红裤的妇
女，说：“那几个都是我们村里的新娘子，都是结婚的第二天就上坝来工作的！”她说着眼
里闪着欢乐和自豪的光气……
我看着她的脸，心头涌起一股清泉似地感谢的情感，我和文村的人民一样，感谢党的伟
大正确的领导，我更感谢我们的亲爱的党和文村的群众，让我看到了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的
群众，是天地间战无不胜的力量。
把春天吵醒了》。）中印友谊的罪人
西藏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武装叛乱，已经由人民解放军在藏族人民的
热情支援下，迅速平定了。西藏人民将永远摆脱黑暗落后的生活，大踏步地走上幸福光明的
大道，这是我国六亿五千万同胞同声欢呼的一件事。
但是我们也不能容忍英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在这次叛乱中，伸出长长的魔
爪，想混水摸鱼来干涉中国内政！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竟悍然现出原形，明目张胆地同情和
支持背叛祖国，破坏民族团结，摧残宗教、屠杀僧尼的双手沾满了西藏人民鲜血的叛乱分
子，印度的外交官员也竟然亲手发出漫天大谎，前言不对后语的两个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
印度警察当局竟然纵容孟买“示威者”侮辱我国领袖，印度的一些报纸和政界人士天天在散
发着反华的叫嚣，这种干涉中国内政，毒化中印友谊的活动，使我们不能不有无限的痛心与
愤激！
中国人民遇到印度人民，总是从心底感到同情和亲切，一方面固然因为我们是几千年来
和平友好的邻邦，一方面也因为我们两国人民都曾受过帝国主义者的剥削压迫，余痛未忘，
“敌忾同仇”的激情，把我们极其自然而亲密地连结在一起。
我们热烈地拥护五项原则，我们不断地从各方面努力来巩固与发展我们悠久美丽的友
谊。而这些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们，竟然忘却了二百年来英帝国主义者在印度的残酷统治，忘
却了印度爱国烈士为反抗帝国主义而流的鲜血，在印度独立将近十年，但在精神上还带着英
帝国主义者奴化的烙印，让垂死的帝国主义在自己身上借尸还魂，对自己友好的邻邦，厚颜
地说出什么不属于汉藏词汇的“宗主权”等等的老牌帝国主义所用的名词！这种对英帝国主
义鞠躬尽瘁的扩张主义分子，是印度伟大民族的不肖子孙，是神圣庄严的五项原则的破坏
者，是中印友谊最大的罪人！我要严正地警告他们：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真理是掩盖不了
的，冥顽地坚持作帝国主义的臣仆，以友为敌的人们，必然要走上被自己同胞，被世界上正
义的爱好和平的人民所唾弃的绝路！致巴金、萧珊①
巴金、萧珊：
四月十八日信收到，因忙未即复，为歉。
“鉴真纪念册”是向赵朴初要的，兹托茹志鹃带上，请察收。
听说你们去逛了新安江和杭州，地方又好，伴又好，闻之真令人羡煞。我这个俗人，大
概很难有这个机会了，匆颂双安冰心拜上五、六夜
①萧珊，巴金夫人。１９２１年１月４日生，浙江鄞县人。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外文系
学习，发表诗歌、散文。１９４４年５月在贵阳与巴金结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继
任《上海文学》、《收获》杂志编辑。主要译著有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黑桃皇
后》；屠格涅夫的《阿细亚》、《初恋》等。
回忆“五四”
一九一九年，我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的一年生。
在“五四”的头几天，我已经告假住在东交民巷德国医院，陪着我的二弟为杰——他得
了猩红热后，耳部动了手术。
“五四”那一天的下午，我家的女工来给我送换洗的衣服，告诉我说街上有好几百个学
生，打着白旗游行，嘴里喊着口号，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黄昏时候又有一个亲戚来
了，兴奋地告诉我说北京的大学生们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签订出卖青岛的条约，聚集起游
行的队伍，在街上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最后涌到卖国贼章宗祥的住处，火烧了赵家楼，有许
多学生被捕了。我听了又是兴奋又是愤慨，他走了之后，我的心还在激昂地跳。那天窗外刮
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我头痛！
第二天我就同二弟从医院回家去了，到学校销了假。学生自治会里完全变了样，人人站
在院里激昂地面红耳赤地谈话，大家都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我被选做了文书。我们学生会是
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之一员。出席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多是些高班的同
学，我们只参加文字宣传，鼓动罢课、罢市和对市民宣传。协和女子大学是个教会学校，向
来对于当前政治潮流是阻隔着一道厚厚的堤防的。学校对于学生的教育是：“专心听道”，
“安心读书”，其余一概不闻不问。但是这次空前的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的力量，终于把这
道堤防冲破了。对于素来不可侵犯的道貌岸然的美籍校长教员们，我们也理直气壮地和他们
斗争了。
我们坚持罢课游行，罢课宣传。为了抵制日货，我们还旷课制造些日用品，绣些手绢等
出卖，受到美籍校长和某些美国、中国的教员们的反对和讥讽。但是帝国主义者之间是有矛
盾的，美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拿出最狞恶的面目来阻挡，于
是一向修道院似的校院，也成了女学界联合会代表们开会的场所了。同时学生们个个兴奋紧
张，一听到有什么紧急消息，就纷纷丢下书本涌出课堂，谁也阻挡不住！我们三五成群地挥
舞着旗帜，在街头宣传，沿门沿户地进入商店，对着怀疑而又热情的脸，讲着人民必须一致
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军阀政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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