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当我们全国的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受到美帝国主义分子欺凌的时候，向
我们伸出热情支持之手的，却是……却是我们一向所没有想起的亚洲和非洲的人民！”
和子又惊奇又高兴地望着秀子，又回过头来望着我，从她的眼光中，我记起和子曾对我
说过，秀子是一个很羞怯很沉静的女子，从她嘴里不太容易听到什么兴奋激昂的话的。秀子
动了感情了！
我笑说：“东京会议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鼓舞，都是教育。
我听到不少的非洲的作家在称赞这个成功的会议，他们对于日本作家们的努力，都有很
深的感谢和敬意。他们也知道，在这次开罗会议上，日本作家们仍会举着东京会议的旗帜，
奋勇前进的。”
和子高兴而又深思地说：“亚非作家会议，的确把日本作家围抱在反帝反殖民主义的、
团结温暖的大家庭里……”
秀子没有听见我们的话，只出神地用手摩抚着膝上的和服的边缘，似乎要把它压得更平
贴一点，一面说：“还有昨天那位喀麦隆代表所说的，‘在帝国主义制度正在倒塌之中的今
天，在帝国主义的恶魔正在血泊里挣扎颤抖的今天，还有哪一位作家，仍在接受“为艺术而
艺术”和“文学和政治应该分家”的理论的话，这个作家就是杀害我们人民和我们文学的同
谋犯！’这些话像隆隆的雷声一样，听得我耳也热了，心也跳了，在座位上简直坐不住，我
想……我想跑出去……”
她抬起晕红的脸，热情激动的目光，扫过我们的脸上，和子和我一时都静默下来，只倾
听这股冲破岩石的涌泉，让它奔流下去。
秀子急急地接着说：“我算是开了心窍，眼睛也明亮了。
谁说亚非作家会议是个政治会议？谁说亚非作家会议上的发言都是政治的鼓动和宣传？
从我看来都是一篇篇最好的文学，都是从亿万人民心中倾吐出来的。”
床边的电话铃响了，把我们从沸腾的情绪中唤醒过来，秀子又像羞涩又像道歉地微微地
吁了一口气，从掩襟里拿出一块边上绣着红花的小手绢，轻轻地擦着鬓角上的汗珠。我连忙
走到电话机前面去。
我把电话筒递给和子，说：“是你的。”
和子笑着向电话筒里说了几句日本话，便把电话筒放下了。“他们说我们一到了你这
里，就不想回来了！我们和朝鲜代表团座谈的时间到了，他们在等着我们一同出发呢！”
秀子也站了起来。她们两个忙着从我床上拿起散放着的腰带，彼此帮忙着紧紧地扎起。
秀子的腰带是金色的，正配着她那件深紫色洒白花的和服。和子的腰带是银色的，衬上她的
淡青色画着深蓝花的衣服，也显得十分俏丽。当她们在穿衣镜前徘徊瞻顾的时候，床侧的一
盏电灯显然的不够亮了，我走过去把那层厚厚的帘幕拉过一边去。
一天的光明，倾泻到屋里来，她们突然看见自己镜中绚烂的影子，吃了一惊似的，回过
头来，在我点头招呼之下，含笑地走到门边，和我并肩站着……
远远的比金字塔还高的开罗塔，像细瓷烧成似的，玲珑剔透地亭亭玉立在金色的光雾之
中；尼罗河水闪着万点银光，欢畅地横流着过去；河的两岸，几座高楼尖顶的长杆上，面面
旗帜都展开着，哗哗地飘向西方，遍地的东风吹起了！
秀子紧紧地捏着我的手，看着我微笑说：“你记得去年我们在京都琵琶湖船上的谈话
吧，那一天，东风吹得多紧？一年又过去了……无论在亚洲、在非洲，我都感到春天一年比
一年美好，也觉得自己一年比一年年轻……”
和子抱着秀子的肩头，笑说：“好一个‘春天一年比一年美好’！走，把这句话带到座
谈会上说去。”她们推挽着走到床边，忙忙地捡起零碎的东西，装到手提包里，又匆匆地道
谢道别，我依恋地把她们送到电梯旁边。
回来我把床头的电灯关上，在整理茶具的时候，发现一块绣着几朵小红花的手绢，掉在
椅边地上。那是秀子刚才拿来擦汗的。把红花一朵一朵地绣到一块雪白的手绢上，不是一时
半刻的活计呵！我俯下去拾了起来，不自觉地把这块微微润湿的手绢，紧紧地压在胸前。１
９６２年３月１８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１９６２年４月号，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话说
文化交流
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达开罗的那一天，是二月七日早晨四时。春寒料峭之中，我们紧紧地
裹着大衣，走下飞机，走向拥上前来的欢迎的人群。把一大束鲜花送到我臂里的是一位年轻
的妇女，长眉秀目之间，蕴含着一股幽娴静雅之气，她一开口，说的是十分纯粹流利的北京
话。她说她的名字叫杜玛德，她和她的丈夫黑白，都是北京美术学院的学生，在北京住了五
年。她又指着人群里忙着和中国客人寒暄的一位阿联青年，说“那就是黑白”。候机室中，
热情洋溢，笑语纷纭，我们的谈话很快就被打断了……在开罗的几天中，我常常想起这一对
画家夫妇，但是总没有机会见到。
亚非作家会议开幕的那一天，我们被邀到“现代艺术馆”去参观阿联的“绘画与雕刻作
品竞赛展览”。在艺术馆的丛树浓荫之下，我忽然看到一个抱在保姆怀里的小女孩，穿着一
身浅色的衣裳，颈上挂着一个坠着赤金的“福”字的项链。我走出人流，过去拉着那小女孩
的手。她一点也不怕生，转着黑溜溜的眼睛，望着我笑。保姆笑说：“她是画家黑白和杜玛
德的女儿，你看，那边彩棚里不是她父母的画展？”我连忙赶上人流，走进那座彩棚里去。
这里面挂着满壁的水彩画，都是中国的风光，有梳着双辫挑着水桶的姑娘，也有在灌满水的
梯田里俯身插秧的农民……真是琳琅满目，若不是我身边站满了亚非各国的客人，耳中听到
的尽是我所不懂的各种亚非的语言的话，我真以为是在北海或是中山公园观赏中国画家的画
展了！这时杜玛德陪着一班客人，从我身边走过，我好容易挤上去，只说了一句：“我看见
你的小女儿了，真好玩……”她也只匆匆地笑着说一句“她是在中国生的，名叫小红……”
说着她就被人群簇拥到一个陈列着中国画具的大玻璃柜边上，去作解释。我听见旁人在赞叹
说，他们的绘画，是融合了中国古典绘画和埃及古画的特点，创造出了独特的风格。我必须
承认我对绘画是外行，但是我喜欢他们的画，它们给我一种极其温暖亲切的感受！
大会闭幕之后，我们一班人挤出时间去参观开罗博物馆。
陪我们去的是一位姓华的中国留学生。这位青年，一脸的书卷气，戴着很厚的眼镜，从
一上车就滔滔不绝、津津有味地给我们讲埃及的古代文化，那种热烈陶醉的神情，竟不像对
人讲述，而像温理自己脑中的一幅一幅的辉煌灿烂古埃及文化的画图！偏偏那天博物馆又提
早关门，算来我们只有三十分钟的时间，来浏览这个世界上最古的六千年的文化！失望之
余，我们只好加快脚步，在一座座矗立的大石门，横放的大石棺，排列的大石像前面，匆匆
走过。这位青年，却以恳求的眼光，摩挲着几乎每一块石头，向着我们讲解：“在纪元前三
三一二年……”后面跟着的是大声呼唤的博物馆看守员：
“请大家快一点，再有五分钟就关门了！”这一天，谁也没有看得痛快，出门上车的时
候，人人发出惋惜的叹声，尤其是那位青年，一路上只呆呆望着车窗外，好像在说：“真是
白来了一趟！”
我却是满心欢喜！文化交流，就得由这种热爱友邦文化的青年们来作。埃及、中国、印
度……都是世界文化的摇篮，我们的祖先跋山涉水、千辛万苦地给我们开出一条文化交流的
大道。在推翻阻碍亚非文化交流的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的同时，我们需要千千万万像阿
联的画家杜玛德夫妇和这位姓华的中国留学生一样的青年人，来“继往开来”，做出前人所
未做出的伟大事业！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１９６２年３月２５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
札》。）
在诗歌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谢冰心同志表示赞成萧三同志的意见：“不薄新诗爱旧
诗”。她说：记得《文汇报》上曾经发表过一个小学生的意见，说旧诗能背诵，他喜欢，新
诗不能背诵，他不喜欢，这有道理。我的经验是除了一般地需要而外，人们读诗也还想消
遣，比如失眠的时候，就想背点诗，而背的很少是新诗，因为新诗不能背。我在大连一个休
养所休养时，和一群孩子玩，我给他们念了些歌谣，孩子们很喜欢，学得很快，一天能背六
七个。比如我给他们念：“金咕噜棒，银咕噜棒，爷爷打板——”不用我往下念，他们就
说：“奶奶唱。”我说：“爷爷打板奶奶念。”他们说：“声音不对，是奶奶唱。”我想，
所谓天籁，也许就是这个吧。我教他们念《红旗歌谣》里的“什么藤结什么瓜……”念了三
遍，他们就记住了，没有一个念错的。新诗有许多好的，但我也想对写新诗的同志说，新诗
如果要人能记得住，不是读过就忘的话，除了内容好而外，恐怕在音韵这方面还是要注意一
下。
谢冰心同志也谈到自己写新诗的体会。她说：或许有人会问，你年青的时候为什么也写
些小诗？现在为什么又不写了？我说，我那时年青，胆子大，又想打破一切框框，写起来很
容易，一气可以写几百首。现在想起来真可怕。现在叫我写，我的顾虑就多了，也可以说要
求高了。新诗不好写。
（本篇摘自《诗刊》１９６２年第３期《在诗歌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纪要》。）
亚非作家的战斗友谊
我们亚非作家的代表们，驾着轻快的春天的翅膀，怀着兴奋而又愉快的心情，飞过嵯峨
的山岭，渡过宽阔的海洋，越过茫茫的沙漠，我们热望着在尼罗河边，灿烂的阳光里，榕树
的浓荫和玫瑰的清香之中，紧紧地握起我们的新知和旧友的火热的手，兴奋地说：亲爱的同
行们，我们不是平常的朋友，普通的相知，我们都是从“世界文化的摇篮”的亚洲和非洲各
地来的，我们的民族都有最光荣的历史，我们的人民也都受过或者正在受着帝国主义和殖民
主义的剥削和压迫。
作为作家，我们是我们的人民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大军里的一队尖兵。我们的武
器是我们的一支笔，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部队，但是我们一见便亲！因为我们的友谊不比寻
常，这是血和汗凝成的牢不可破的战斗的友谊。
我回到自己的祖国，已经有三个星期了，而开罗会议的印象却至今悬在眼前，我想起那
座庄严的国会大厦，我想起那所温暖亲切的“大力士”旅馆，在这里面，我听过多少慷慨激
昂的发言，有过多少剖肝沥胆的谈话，看过多少勇敢愤激的面庞，和乐观兴奋的眼光……这
许多零零碎碎的回忆，都像一首首雄壮的战歌在我耳边荡漾，鼓舞着我举起我的笔枪，在整
齐的步伐中，跟着这支雄壮的义师前进。
可以肯定地说，到会的四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二百多位代表，对于本届亚非作家会议的
重要性，是有充分的估计的，对于本届会议的主要议题“作家在亚非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
争取民族独立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作用”，是有彻底的了解的，尤其是正在帝国主义
者的铁蹄下艰苦反抗的人们。在第三小组——就是讨论发展亚非国家的民族文化和重新估价
亚非人民的历史小组里，当讨论到反对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的时候，一位非洲的女代表大声
疾呼地说：我们必须明白地写出“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字样。请问在亚洲、在非洲，那一
个帝国主义者对亚非人民的侵略压迫，不受到美帝国主义者的支持？那一个老殖民主义者勉
强退出的地区，不是由比狼更狡猾的狐狸——美国，这个新殖民主义者来填补位置？美帝国
主义者，无论他作尽多少虚伪欺骗的宣传，放出多少伪装的“和平队”、“传教士”和“教
授”；亚非人民从自身痛苦的经验里，是把这个首恶元凶一眼看到底的！
我会见过一位莫三鼻给的、只有二十六岁的青年。他很沉稳，也很热情，多年的艰苦的
反帝斗争，锻炼得他像一个中年的战士。我们谈着许多问题，他的那种斩钉截铁、毫不含糊
的见解和论断，使我佩服。
安哥拉的代表，在会场上送给我们一份《安哥拉团结报》，报上有几张惨不忍睹的、被
葡萄牙帝国主义者割下示众的安哥拉人头的相片，旁边几个大字是：“安哥拉人民只剩下武
装斗争这一条道路了！”当逼到绝地的被压迫的人民，走上一条唯一的正确的道路的时候，
任何近代锐利的武器，都不能挡住他们的冒死前进的。
人民的英勇斗争，给作家笔头的烈火下，添上堆积如山的干柴，亚非作家们从心底认识
到，没有政治上的独立和自由就谈不到文学。喀麦隆的代表说得好，“今天，殖民制度在人
民武装的痛击下，正在倾塌之中，帝国主义的恶魔正在血泊里挣扎颤抖，哪一个亚非作家能
够接受‘为艺术而艺术’、或是‘文学应该和政治分家’的理论？尤其是在今天，任何一个
接受‘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事实上就是出卖自己的才能，做了杀害我们的人民和文化的
同谋罪犯！”这个大义凛然的发言，怎能不使满座动容，而同心同德地奔向我们亚非作家们
所公认的唯一的创作的道路呢？
我们要永远团结在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旗帜下，和我们的人民在一起，为争取民族独立和
世界和平而斗争到底。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１９６２年４月８日。）
孟加拉风光〔印度〕泰戈尔著序
这本集子里所译出的书信，概括了我文学生活中最丰产的时期，那时候，全靠一种好运
气，我正年青而未成名。
青春是精力充沛的，又有充裕的闲暇，我觉得写私信和写公函比，是一个快乐的需要。
这是文学形式中的一种奢侈品，只有在思想感情有了积累之后，才写得出来。别种的文学形
式是属于作者的，而且发表出来，也只为自己得到好处；写给私人的信就有慨然舍弃的特
点。
恰巧在许多年之后，从这些大批书信中选出来的几十封，又辗转地回到我的手里。它正
确地推测到那些日子的回忆会使我愉快，就是在微贱的荫蔽之下，我享受过生命中最大的自
由。
因为这些书信，是和我发表过的相当多的作品同时写的，我想这平行的路线，会扩大读
者对于我的诗歌的了解，正如同道路因为重走一次而加宽了一样。因此我为我的同胞编选发
表了这本集子。希望这些书信里对于孟加拉乡村景物的描写，对英国的读者也会引起兴趣，
这些选品中的一部分的翻译，是托给了一位在许多我认识的人中，最能胜任愉快的。罗宾德
罗那特·泰戈尔一九二○年六月二十日班都拉，海边一八八五年十月
无遮的海不断地涌起、又化成苍白的泡沫，它使我联想到一个被捆住的恶魔在锁链上挣
扎，我们在它巨颚前面的岸上，盖起房子，看着它挥甩着尾巴，多大的力气呵，那波浪就像
巨人的肌肉一般地凸涨起来！
从创世之初，在地和水中间就存在着争执：干燥的地慢慢地默默地增加着它的领域，而
且为它的子女开拓越来越宽的面积；海洋步步退却，起伏着呜咽着在绝望里捶着胸膛。要记
住，海洋从前曾是唯我独尊的暴君，绝对地自由。地从它肚子里升起，篡夺了它的王位。从
那时起，这个愤怒的老东西，以苍白的波浪，不住地哀嚎，就像李耳王暴露在狂风暴雨里似
的。一八八七年七月
我已经二十七岁了，只有这件事不住地在我心中激荡——仿佛最近都没有发生过其他的
事情似的。
但是活到了二十七岁——在一个人的前进中度过了全盛的二十年代，走向三十年代，这
是一件小事吗？三十岁——这就是说成熟了——人们对这么大年纪的人，是期望果实而不期
望嫩叶的。但是，可怜得很，果实的指望在哪里呢？在我摇着脑袋的时候，我的头脑还只感
到满溢的浓郁的浅薄，而没有丝毫哲理的痕迹。
人们开始抱怨：我们对你所期望的东西在哪里呢？——只因有那个希望，我们才喜爱那
幼芽的嫩绿。难道我们对你的不成熟将永远忍受吗？这正是我们要晓得可以从你身上得到些
什么的时候。我们要得到油量的估计数字，就是那蒙起眼睛的，转磨的，公正的批评家能够
从你身上榨取的。
把这些人哄得渴望地等待着已经不再可能了。在我岁数不到的时候，他们放心地相信
我；我在三十岁的边缘上，还使他们失望，是件伤心的事情。但是我该怎么办呢？智慧的言
语就是说不出来！我在供给可使大家受益的东西上是完全无能为力的。除了一两首诗歌，几
句闲话，一些轻松的笑谈以外，我一直不能写出什么更好的，结果呢，那些对我抱着很高的
希望的人将对我发怒；但是从未曾有过人要求他们培养这些期望吗？
这就是袭击着我的一些思想，自从我在一个美好的维沙克月的早晨，在清新的微风与阳
光、新茁的花儿和叶子中间醒起的时候，发现我已经跨进二十七岁了。西来达一八八八年
我们的船屋在离市较远的沙岸边停泊了下来。一片浩瀚铺开的沙，一直伸展到眼界以外
的四边。到处都看到一条条的斑纹，仿佛有水经过似的，但是像水一样发光的也还是沙。
没有一座村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根草——只有几处露出地下泥土的、
潮湿黝黑的裂缝，来打破这单调的灿白。
往东望，上面是无边的蓝，下面是无边的白。天上空虚，地上也空虚——下面的空虚是
僵硬而荒凉的，上面的空虚是穹形而轻清的——我们几乎哪儿也找不出这样的一幅绝顶荒凉
的图画。
但是转向西望，那边有水，一弯止水的河，两边是高高的河岸，上面伸展着乡村的树
林，有些村舍从林中外窥——在夜色中一切都像一个魅人的幻梦。我说“夜色”，因为我们
是在夜晚出去散步的，所以这个光景就印刻在我的心上了。沙乍浦一八九○年
那个县官正坐在他帐篷的凉台上，对在树荫下等候听审的群众进行审判。他们把我的轿
子抬到他鼻子前放下，这个年轻的英国人很客气地接待我。他的发色很淡，中间杂着几绺深
色的。胡须是刚开始长出。若不因为他那副非常年轻的面孔，人家也许会把他当做一个白发
老人。我请他来吃饭，但是，他说他要到一个地方去安排一个猎野猪的宴会。
我回到家的时候，大堆的黑云涌上来了，随着就是一阵极其狂暴的倾盆大雨。我不能看
书，也不可能写字，在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之下，我从这屋跑到那屋。这时已经很黑了，雷
声仍在隆隆地响，电光也不停地闪着，不时还有一阵阵的突来的风，掐住那棵大荔枝树的脖
子，使劲地摇撼它蓬松的树梢。房前的洼地立刻就积满了水，在我走来走去的时候，我忽然
想到我应当让那个县官到我家里来避避雨。
我送去一封请帖；在检查以后，我发现那间唯一可用的屋子里堆塞着一张挂在梁上的厚
板的木台，堆满了污旧的铺盖和枕头。仆人们的东西，一张极其污秽的席子，几把水烟袋，
烟叶，火绒和两副木制的棋子，都乱七八糟地丢在地上，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箱子，里面装
满了无用的零零碎碎的东西，比如说一个长了锈的壶盖，一个没有底的铁炉，一把褪了色的
旧镍茶壶，一只汤盆满盛着尘污的糖浆。屋角有一个洗碗盆，墙头钉子上挂着潮湿的擦碗
布，还有厨师父的围裙和小帽。仅有的一件家具就是一张摇晃的梳妆台，上面沤满了水迹，
油迹，牛奶迹，黑的、黄的和白的，以及各种各色的痕迹。梳妆台上的镜子，倚在对面墙
边，它的抽屉里盛满了零碎物件，从肮脏的餐巾以至开瓶子的钢丝和尘土。
我昏乱地愣了一会；然后就是——把管家叫来，把管仓库的叫来，召集所有的仆人，另
外又找了些人，打水，把梯子放上，绳子解开，把木台拉下来，铺盖挪走，把碎玻璃片一一
捡起，把钉子一个一个地从墙上拔了下来——灯架掉下来了，碎片撒得满地；又一片一片地
捡起，我自己把那领脏席子从地上掀起丢到窗外去，把吃掉我的面包，我的糖浆，我鞋上的
鞋油的一窝蟑螂惊散了。
县官的回信来了，他的帐篷的情况非常糟糕，他即刻就会来。快点！快点！当时就听见
喊：“大人到了。”匆忙慌乱之中，我拍掉我须发和身上的尘土，等到我到客厅里去接待他
的时候，我竭力使我显得雍容尔雅，就像我一下午都在安闲地休息着似的。
表面上我沉着地和县官握手如仪，但是心里还不时地为他的住处发愁。等到我必须领着
客人进到他卧室的时候，我觉得那屋子还过得去，如果那无家可归的蟑螂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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