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后，我在北京
《晨报》写过一篇叫做《还乡》的短篇小说，就讲的是这个故事。现在这张剪报也找不到
了。
从祖父和父亲的谈话里，我得知横岭乡是极其穷苦的。农民世世代代在田地上辛勤劳
动，过着蒙昧贫困的生活，只有被卖去当“戏子”，才能逃出本土。当我看到那包由一百个
银角子凑成的“见面礼”时，我联想到我所熟悉的山东烟台东山金钩寨的穷苦农民来，我心
里涌上了一股说不出来难过的滋味！
我很爱我的祖父，他也特别的爱我，一来因为我不常在家，二来因为我虽然常去看书，
却从来没有翻乱他的书籍，看完了也完整地放回原处。一九一一年我回到福州的时候，我是
时刻围绕在他的身边转的。那时我们的家是住在“福州城内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
后”。这个住址，现在我写起来还非常地熟悉、亲切，因为自从我会写字起，我的父母亲就
时常督促我给祖父写信，信封也要我自己写。这所房子很大，住着我们大家庭的四房人。祖
父和我们这一房，就住在大厅堂的两边，我们这边的前后房，住着我们一家六口，祖父的
前、后房，只有他一个人和满屋满架的书，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
我所看过的书，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子才）的笔记小说《子不语》，还有我祖父的
老友林纾（琴南）老先生翻译的线装的法国名著《茶花女遗事》。这是我以后竭力搜求“林
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
我们这所房子，有好几个院子，但它不像北方的“四合院”的院子，只是在一排或一进
屋子的前面，有一个长方形的“天井”，每个“天井”里都有一口井，这几乎是福州房子的
特点。这所大房里，除了住人的以外，就是客室和书房。几乎所有的厅堂和客室、书房的柱
子上墙壁上都贴着或挂着书画。正房大厅的柱子上有红纸写的很长的对联，我只记得上联的
末一句，是“江左风流推谢傅”，这又是对晋朝谢太傅攀龙附凤之作，我就不屑于记它！但
这些挂幅中的确有许多很好很值得记忆的，如我的伯叔父母居住的东院厅堂的楹联，就是：
风光月霁襟怀
又如西院客室楼上有祖父自己写的：
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弗为
这两副对联，对我的思想教育极深。祖父自己写的横幅，更是到处都有。我只记得有在
道南祠种花诗中的两句：
红紫青蓝白绿黄
在西院紫藤书屋的过道里还有我的外叔祖父杨维宝（颂岩）老先生送给我祖父的一副对
联是：
知君身是后凋松
那几个字写得既圆润又有力！我很喜欢这一副对子，因为“不羁马”夸奖了他的侄婿，
我的父亲，“后凋松”就称赞了他的老友，我的祖父！
从“不羁马”应当说到我的父亲谢葆璋（镜如）了。他是我祖父的第三个儿子。我的两
个伯父，都继承了我祖父的职业，做了教书匠。在我父亲十七岁那年，正好祖父的朋友严复
（幼陵）老先生，回到福州来招海军学生，他看见了我的父亲，认为这个青年可以“投笔从
戎”，就给我父亲出了一道诗题，是“月到中秋分外明”，还有一道八股的破题。父亲都做
出来了。在一个穷教书匠的家里，能够有一个孩子去当“兵”领饷，也还是一件好事，于是
我的父亲就穿上一件用伯父们的两件长衫和半斤棉花缝成的棉袍，跟着严老先生到天津紫竹
林的水师学堂，去当了一名驾驶生。
父亲大概没有在英国留过学，但是作为一名巡洋舰上的青年军官，他到过好几个国家，
如英国、日本。我记得他曾气愤地对我们说：“那时堂堂一个中国，竟连一首国歌都没有！
我们到英国去接收我们中国购买的军舰，在举行接收典礼仪式时，他们竟奏一首《妈妈
好糊涂》的民歌调子，作为中国的国歌，你看！”
甲午中日海战之役，父亲是“威远”舰上的枪炮二副，参加了海战。这艘军舰后来在威
海卫被击沉了。父亲泅到刘公岛，从那里又回到了福州。
我的母亲常常对我谈到那一段忧心如焚的生活。我的母亲杨福慈，十四岁时她的父母就
相继去世，跟着她的叔父颂岩先生过活，十九岁嫁到了谢家。她的婚姻是在她九岁时由我的
祖父和外祖父做诗谈文时说定的。结婚后小夫妻感情极好，因为我父亲长期在海上生活，
“会少离多”，因此他们通信很勤，唱和的诗也不少。我只记得父亲写的一首七绝中的三
句：此身何事学牵牛，燕山闽海遥相隔，
会少离多不自由。
甲午海战爆发后，因为海军里福州人很多，阵亡的也不少，因此我们住的这条街上，今
天是这家糊上了白纸的门联，明天又是那家糊上白纸门联。母亲感到这副白纸门联，总有一
天会糊到我们家的门上！她悄悄地买了一盒鸦片烟膏，藏在身上，准备一旦得到父亲阵亡的
消息，她就服毒自尽。祖父看到了母亲沉默而悲哀的神情，就让我的两个堂姐姐，日夜守在
母亲身旁。家里有人还到庙里去替我母亲求签，签上的话是：堂中寂寞恐难堪，若要重欢，
除是一轮月上。
母亲半信半疑地把签纸收了起来。过了些日子，果然在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听到有人
敲门，母亲急忙去开门时，月光下看见了辗转归来的父亲！母亲说：“那时你父亲的脸，才
有两个指头那么宽！”
从那时起，这一对年轻夫妻，在会少离多的六七年之后，才厮守了几个月。那时母亲和
她的三个妯娌，每人十天替大家庭轮流做饭，父亲便帮母亲劈柴、生火、打水，做个下手。
不久，海军名宿萨鼎铭（镇冰）将军，就来了一封电报，把我父亲召出去了。
一九一二年，我在福州时期，考上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一次过起了学校生活。
头几天我还很不惯，偷偷地流过许久眼泪，但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怕大家庭里那些本
来就不赞成女孩子上学的长辈们，会出来劝我辍学！但我很快地就交上了许多要好的同学。
至今我还能顺老师上班点名的次序，背诵出十几个同学的名字。福州女师的地址，是在城内
的花巷，是一所很大的旧家第宅，我记得我们课堂边有一个小池子，池边种着芭蕉。学校里
还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上还有一道石桥，连接在两处亭馆之间。我们的校长是黄花岗七十
二烈士中之一的方声洞先生的姐姐方君瑛女士。我们的作文老师是林步瀛先生。在我快离开
女师的时候，还来了一位教体操的日本女教师，姓石井的，她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我在这所
学校只读了三个学期，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赞侯），又来了一封电报，把父
亲召出去了。不久，我们全家就到了北京。
我对于故乡的回忆，只能写到这里，十几年来，我还没有这样地畅快挥写过！我的回忆
像初融的春水，涌溢奔流。十几年来，睡眠也少了，“晓枕心气清”，这些回忆总是使人欢
喜而又惆怅地在我心头反复涌现。这一幕一幕的图画或文字，都是我的弟弟们没有看过或听
过的，即使他们看过听过，他们也不会记得懂得的，更不用说我的第二代第三代了。我有时
想如果不把这些写记下来，将来这些图文就会和我的刻着印象的头脑一起消失。这是否可惜
呢？但我同时又想，这些都是关于个人的东西，不留下或被忘却也许更好。这两种想法在我
心里矛盾了许多年。
一九三六年冬，我在英国的伦敦，应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Ｗｏｏｌｆ）之约，到她家喝茶。我们从伦敦的雾，中国和英国的小说、诗歌，一直谈到当
时英国的英王退位和中国的西安事变。她忽然对我说：“你应该写一本自传。”我摇头笑
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写自传的风习，而且关于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写的。”她说：“我倒
不是要你写自己，而是要你把自己作为线索，把当地的一些社会现象贯穿起来，即使是关于
个人的一些事情，也可作为后人参考的史料。”我当时没有说什么，谈锋又转到别处去了。
事情过去四十三年了，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她的话也有些道理。“思想再解放一点”，
我就把这些在我脑子里反复呈现的图画和文字，奔放自由地写在纸上。
记得在半个世纪之前，在我写《往事》（之一）的时候，曾在上面写过这么几句话：将
这些往事移在白纸上罢——再回忆时
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这几句话，现在还是可以应用的。把这些图画和文字，移在白纸上之后，我心里的确轻
松多了！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１日
三寄小读者通讯七
亲爱的小朋友：
去年十二月中旬，我得到美国威尔斯利大学（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Ｃｏｌ－ｌｅｇｅ）
的一封信，是一位中文系的助教写来的。她说：她将带领一个访问团来到北京，她们希望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见到一位校友。她还客气地说：为了有助于她们对今日中国的了解，团员
们都极其兴奋地企待着这一次会见。
小朋友，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就是我早年在美国留学时，上的那所大学。它是只收女生
的，二十年代时约有两三千个学生，都住在校园里。我是个研究生，本来可以住在校外，但
我是“外国人”，在美国没有家或亲戚，因此也就让我住在校内。我很爱这个校园，回国
后，我常常想起它，梦见它，它的旁边有一个波光滟滟的慰冰湖，湖畔的校舍里住着我的好
老师、好同学。近几年来它又和美国著名的工科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科班或理科班，联
合上课，而且成立了一个中文系。这都是半世纪以前想象不到的！
今年一月二十三日的下午，我在北京友谊宾馆和我的美国同学会见了！
我怀着企待和兴奋的心情，进入了会客厅。我看见坐成一大圆圈的几十个美国姑娘，她
们穿的不是细褶裙子，而是长裤；不同颜色的头发，梳的不是髻儿，而是有的披散着，有的
剪得比较短，这不是半个世纪以前我所熟悉的装束，但是那热情的笑脸和兴奋的目光，不是
和我以前在校园里所遇见的一模一样吗？
我不禁像重逢久别的旧友那样，伸出手去，叫了出来：
“好呀！姑娘们，慰冰湖怎么样了？”
在这一声招呼下，顿时满屋子活跃起来了，我的矜持和她们的腼腆，一下子都消失了！
这些大学生都是二十上下年纪，最大的就是那位中文系的助教，和我到美国那年的岁数一样
——二十三岁。其中还有一个学生，是今天在北京过她的十八岁生日的！
我们的谈话是热闹而杂乱的。我问起我的老师们，这些学生是已经不认识了或者只听到
那些名字。我住过的宿舍，除了闭璧楼还在（一个学生高兴地叫：“我就住在那里！”），
而娜安辟迦楼，这所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曾经描写过的那座楼，早已拆了重建了。只有慰冰
湖还是波光荡漾地偎倚在校园的旁边。
她们争着告诉我：她们已经参观过故宫博物院，游览过颐和园了。她们登上那巍峨的万
里长城，还都登上了最高的烽火台。
从万里长城，我们谈到了中国四千年的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谈到了今日的中国，中国的
九亿人民，谈到了已故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谈到了今日中国的党中央。她们知道得最多的，
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她们又谈到她们大学近几年来才成立的中文系，系里有中国的和美国的教授，读的是茅
盾，老舍，巴金和曹禺几位作家的著作。我告诉她们，茅盾、巴金和曹禺都还健在，而且都
在继续写作，她们又惊喜地欢呼了起来。
最后，我们的谈锋，自然而然地集中到中美人民的友谊上，她们都认为中国和美国这两
个太平洋两岸最古和最新的伟大民族，携起手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一定会为世界和平
和人类进步作出极大的贡献！
这正是我心里的话！我说：“我年纪大了，我也要为这伟大的事业，尽上我自己的力
量。但你们是初升的太阳，将来的世界是属于你们美国和中国以及世界上的青少年的。你们
有责任把这个世界建设得和平而美好。”
我知道她们在傍晚还要到友谊商店去买些纪念品，也要去吃一顿北京的烤鸭，在祝愿她
们有一个快乐的夜晚之后，我就站起来和她们道别。她们依依不舍地留我和她们合照了几张
相片，又把我送到宾馆门口。
回家的路上，我向天仰首，感到天空也高旷得多了，广阔的马路两旁排列整齐的看不到
头的杨树枝头，虽然还没有叶子，但已在回黄转绿。我闻到了浓郁的春天气息！
小朋友，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是宝贵的，我们要珍爱它，培育它，促进它。你们是二十
一世纪的主人翁，你们要和美国的青少年，日本的青少年，和欧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
他各国的青少年团结起来，把我们老一辈人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所做的努力，继续和发展
下去。
情长纸短，不尽欲言，祝你们三好！
你们的朋友冰心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回忆“五四”
五四运动，说起来整整六十年了，光阴过得多快！当“五四”时期，自己还很年轻的时
候，幻想六十年之后，自己一定不在了，但中国的前途，一定是想象不到地美好与光明。
现在这个幻想的年代，已来到眼前，我这个从小多病之身，居然还健在，我们的祖国也
已经从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我们在“五四”时期所
梦寐以求的科学与民主，却在建国后的十几年中，被万恶的林彪和“四人帮”搞得漆黑一
团！我的悲愤的心情，决不是“感慨系之”这四个字所能表达的……好在这十几年中，我们
都经受了考验，增长了见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只有牢牢记住这创巨痛深的教
训，和全国各族人民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在自己的岗位上，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地给科学
与民主铺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话说回来吧，当时十九岁的我，一九一九年在北京确曾参加过五四运动，但即使在本校
我也不是一个骨干分子。那时我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学生自治会的
“文书”。在五四运动的前几天，我就已经请了事假住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陪着我的动
了耳部手术的二弟，“五四”
那一天的下午，我家的女工来给我们送东西，告诉我说街上有好几百个学生，打着纸旗
在游行，嘴里喊着口号，要进到东交民巷来，被外国警察拦住了，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
通。
黄昏时候又有一位亲戚来了，兴奋地告诉我说北京的大学生们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和
日本签订出卖青岛的条约在天安门聚集起浩大的游行队伍，在街上呼口号撒传单，最后涌到
卖国贼章宗祥的住处，火烧了赵家楼，有许多学生被捕了，我听了又是兴奋又是愤慨，她走
了之后，我的心还在激昂地跳，窗外刮着强劲的春风，槐花的浓香熏得我头痛！
我对于蚕食鲸吞我国的那些帝国主义列强早就切齿痛恨了，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我的
父亲在我刚会记事的年纪，就常常愤慨地对我讲过：“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住到烟台来吗？
因为它是我国北方的唯一港口了！如今，青岛是德国的，威海卫是英国的，大连是日本
的，只有烟台是我们可以训练海军军官和兵士的地方了！”父亲在年轻时曾参加过中日甲午
海战，提起日本帝国主义时，他尤其愤激。我记得当一九一五年，日本军国政府向正想称帝
的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后（那时我还是中学一年级的学生，我和贝满女子中学的同
学们列队到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去交爱国捐，我们的领队中，就有李德全同
学，那时她是四年级生，她也上台去对大家演讲。那天，社稷坛四围是人山人海，我是第一
次看到那样悲壮伟大的场面），在父亲的书房里，就挂上一幅白纸，是当时印行的以岳武穆
（飞）字迹摘排出来的，“五月七日之事”，就是纪念那一年的国耻的。
“五四”这一夜，我兴奋得合不上眼，第二天就同二弟从医院回家去了。到学校一看，
学生自治会里完全变了样，大家都不上课了，都站在院子里面红耳赤地大声谈论，同时也紧
张地投入了工作。我们的学生会是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之一员，我也就参加了联合会的宣传
股。出席女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的，都是些高班的同学，我们只做些文字宣传，鼓
动罢课罢市，或对市民演讲。为了抵制日货，我们还制造些日用品如文具之类，或绣些手绢
去卖。协和女大是个教会学校，一向对于当前政治潮流，不闻不问，而这次波澜壮阔的爱国
力量，终于冲进了这个校园，修道院似的校院，也成了女学界联合会代表们开会的场所了。
同学们个个兴奋紧张，一听见什么紧急消息，就纷纷丢下书本涌出课堂，谁也阻挡不住。我
们三五成群地挥舞着旗帜，在街头宣传，沿门沿户地进入商店，对着怀疑而又热情的脸，劝
说他们不要贩卖日货，讲着人民必须一致奋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军阀政
府卖国行为的大道理。我们也三三两两地抱着大扑满，在大风扬尘的长安街，在破敝黯旧的
天安门前，拦住过往的人力车，请求大家捐些铜子，帮助援救慰问那些被捕的爱国同学。我
们大队大队地去参加北京法庭对被捕学生的审讯。我们开始用白话文写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
建的文章，在各种报刊上发表。
那时我的一位表兄刘放园先生，是《北京晨报》的编辑者之一。他的年纪比我大得多，
以前他到我们家来，我都以长辈之礼相待，不大敢同他讲话。这时为了找发表宣传文章的地
方，我就求了他，他惊奇而又欣然地答应了。此后他不但在《晨报》上发表我们的宣传文
字，还鼓励我们多看关于新思潮的文章，多写问题小说。这时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的报刊
杂志，像雨后春笋一般，几乎看不过来。我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彼此传阅，如《新
青年》，《新潮》，《中国青年》一直到后来的《语丝》。看了这些书报上大学生们写的东
西，我写作的胆子又大了一些，觉得反正大家都是试笔，我又何妨把我自己所见所闻的一些
小问题，也写出来求教呢？
但是作为一个大学里的小学生，我还是有点胆怯，我用“冰心”这个笔名投稿，一切稿
子都由刘放园先生转交，我和报刊编辑者从来没有会过面。这时我每写完一篇东西，必请我
母亲先看，父亲有时也参加点意见。这里应当提到我的父母比较开明，从不阻止我参加学生
运动。我的父亲对于抗日救国尤其热心，有时还帮我修改词句。例如在我写的《斯人独憔
悴》里，那个爱国青年和他的顽固派父亲的一段对话，就有好几句是我父亲添上的！我们是
一边写，一边笑，因为那个老人嘴里的话，都是我所没听过的，我觉得很传神。
这时我写东西，写得手滑了，一直滑到了使我改变了我理想中的职业。
在这以前，我是一心一意想学医的。因为我的母亲多病，我的父亲又比较相信西医，而
母亲对于西医的看病方法，比如说听听胸部背部吧，总感到很不习惯，那时的女西医还很
少，我就立志自己长大了一定要学西医，好为我母亲看病。所以我在中学时代，就对于理科
课程，特别用功，升到协和女大时，我报的也是理预科。
学理科有许多实验要做，比如说生物解剖，这一类课程，缺了就很难自己补上。我因为
常常上街搞宣传、开会，实验的课就缺了许多，在我对写作的兴趣渐渐浓厚了以后，又得到
周围人们的帮助和怂恿，我就同意“改行”了，理预科毕业后，我就报升文本科，还跳了一
班。从那时起，我就断断续续地写作起来，直到现在。
在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已经写过一篇《回忆“五四”》的短文，在那里我曾歉仄地承认
过，由于我的家庭出身和教会学校的教育，以及我自己的软弱本质，使得我没有投身到火热
的政治革命中去，使得五四运动对我的影响，仅仅限于文学方面——即以新的文学形式来代
替旧的文学形式，等等。但在今天，我又想，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整个潮流在前进，
决不容一朵小小的浪花，沉滞在中流，特别是经过了这曲折的六十年，我更认清、看准了，
在我们前面高高照耀的科学与民主这两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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