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灯。如今，我的岁月和力量是有限的，但我仍当
为我们能拿到、举起这两盏照耀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光明前途的明灯，尽上我最大的力量！一
九七九年三月二日
致赵清阁
清阁：
收到你一月廿四日的信，无时不在想给你回信，但也想索性等看完你的《粉墨青青》以
后再写，现在已经看完了，我觉得很有趣，让京剧学生来演一定会演好，不知什么时候可以
见于银幕？
我的忙，仍是无法控制，给人写信，总在开会和写稿之间进行。我也知道，人家觉得我
们这些人都是“行将就火”了。
趁着人还在，来要第一手材料。比如说你所提的北京语言学院的信，就是一例（我还未
复），现在有许多学校（特别是师范学院）和个人，都在搞传记，我觉得现在是“盖棺”还
不能“定论”，何必忙些这个！盛意可感，可也真烦！
一樵的女儿慰文，曾到我们家来，这孩子很可爱，她要出国深造了，她说一樵四月要回
来，大概有一个多月——讲学。
我还好，文藻也不错。春天来了，上海该暖了吧，匆匆祝你笔健冰心三月三日追念黎锦
熙教授
前几天，黎锦熙老教授的女儿黎泽渝同志给我送来了一本她父亲的遗作《国语文法例题
详解》（《笑》之图解），是１９２６年北京中华书店出版的，为我在五十多年前写的一篇
短文《笑》，做的长达十七页的图解。我对于语言学和汉语文法等，从来没有研究过，对于
哪些字是什么词，都讲不清楚，在写文章的时候，对于自己的用字造句，也作不出清楚的解
释。
没有想到在五十三年前，黎锦熙老教授对于一个青年人的一篇不成熟的短文，竟下了这
么大的工夫，这使我感到感激而又惭愧！
黎锦熙老教授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数十年，对我国现代汉语文法、文字改革和词典编纂
各方面的研究工作都有很大的贡献。我是黎锦熙老教授的后辈，但一直没有拜识的机缘。
黎老教授在１９７８年３月２７日逝世了，就在３月２３日的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座
谈会上，他还有一篇书面发言。发言的最后一段，有这样几句话：“我今年已八十九岁，风
烛残年，但我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把全部精力贡献给祖
国的语文教育事业。”
我们都应当向他学习！１９７９年３月８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黎锦熙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文集》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出版。）
漫谈《小桔灯》的写作经过《小桔灯》是我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九日为《中国少年报》
写的一篇短文。那时正是春节将届，所以我在这篇短文的开头和结尾都提到春节，也讲到春
节期间常见到的“灯”。
文章的中心事实，就是后面从“我的朋友”口中说出的：
“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
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
故事就用了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作为背景。抗战期间，我在那里住过四年多。歌乐山下，
有一所医学院，我认识这学院里的几位老师和学生。上山不远有一些平地，叫做莲花池，池
旁有一个乡公所，楼上有公用电话，门外摆有一块卖水果、花生、杂糖的摊子，来往的大小
车子，也常停在那里。
这故事里上场的只有三个人，我和那个小姑娘还有“我的朋友”。我把“我的朋友”的
住处，安放在乡公所的楼上，因为我去拜访这位朋友，而她又不在，由此我才有和那个小姑
娘谈话的机会，知道了她父亲的名字和她的住处。
这个小姑娘是故事中的中心人物，她的父亲是位地下党员，因为党组织受到破坏而离开
了家，她的母亲受到追踪的特务的殴打而吐了血。在这场事变里，这个小姑娘是镇定、勇
敢、乐观的。这一场，我描写了她的行动：比如上山打电话、请大夫、做小桔灯，写了她对
我的谈话：“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这“一定”两个字表示
了她的坚强的信念，然后她用手臂挥舞出一个大圆圈，最后握住我的手，说那时“我们大家
也都好了！”也就是说：不久，全国一定会得到解放。
“我的朋友”是个虚构的人物，因为我只取了这故事的中间一小段，所以我只“在一个
春节前一天的下午”去看了这位朋友，而在“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我可以“不闻不
问”这故事的前因后果，而只用最简朴的、便于儿童接受的文字，来描述在这一个和当时重
庆政治环境、气候，同样黑暗阴沉的下午到黑夜的一件偶然遇到的事，而一切的黑暗阴沉只
为了烘托那一盏小小的“朦胧的桔红的光”，怎样冲破了阴沉和黑暗，使我感到“眼前有无
限光明”。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五年的春节前夕，是我写这篇短文十二年前的事了，所以我又用
“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现在我们‘大
家’都‘好’了！”来收尾，说明这小姑娘的乐观和信念，在十二年之后，早已得到了证
实。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晨给小朋友介绍几本儿童读物在小朋友们庆祝“六一”国际儿童
节之际，我愿以满腔的热情给他们介绍几本很好的儿童读物，作为节日的献礼。
林彪和“四人帮”打倒了的一、两年内，我看到小朋友们不但学习得很积极，阅读课外
读物的兴趣也浓厚了起来。他们常在图书室和大人的书架旁边，或是书店的橱窗外徘徊巡
视，不能决定要借哪一本或是买哪一本书。看到他们热情而急切的眼光，我感到为了建设四
个现代化的祖国，为了提高建设者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有替他们选择和介绍儿童读物的必
要和责任。
现在我的手边就有几本我所爱读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儿童读物：如《宝葫芦的
秘密》，讲一个名叫王葆的，总想不劳而获的小朋友，得到了一个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的宝
葫芦。结果呢，他得到的不是幸福和快乐，而是无聊和苦恼。作者张天翼同志是位有名的老
作家，他把这故事讲得十分引人入胜，文字既生动又幽默。还有徐光耀同志写的《小兵张
嘎》，讲的是解放前一个热爱八路军的孩子张嘎，怀着为他的被鬼子杀害的老祖母和一位八
路军叔叔报仇的决心，找到了游击队，在游击队的教育和战火的锻炼下，他实现了他的愿
望。以上这两个故事都已经编成了电影，小朋友们可能都已经看到，而且有了很深的印象
了。
此外还有两本名作家写的书，一本是胡奇同志的《五彩路》，写的是西藏的三个小朋友
离开家乡，到一条解放军修的五彩放光的大路上，去寻找幸福；一本是贺宜同志的《咆哮的
石油河》，写的是著名大庆铁人王进喜青少年时期的故事，这两本书都是能激发儿童爱国的
情感，鼓舞儿童斗争的勇气的。
在这里，我要着重地介绍以下的三本书。第一本是叶君健同志写的《小仆人》。这是一
本反映外国少年儿童生活的短篇小说集，前三篇讲的是殖民地儿童在殖民者压迫下的惨痛屈
辱的情境，和他们为夺取自由而斗争的故事；后三篇是讲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和他们之
间的友谊。看了这些，会帮助小朋友们对于世界各国家、各地区的历史地理和社会制度有个
了解和认识，对于促进第三世界各国儿童之间的同情和支持，也是有很大好处的。第二本是
孙幼军同志写的《小布头奇遇记》，是讲一个小布娃娃“小布头”，因为浪费粮食，受到他
的朋友苹苹的责备，他就逃了出去，到了农村人民公社，中间经历了许多艰险，同时也懂得
了爱惜粮食的道理，最后又回到了苹苹的身边。这本故事文字很浅显也很有趣。第三本是顾
骏翘同志写的《丰丰在明天》，这是一本新作家写的新书，是给要走上四个现代化长征道路
的小朋友看的。书中的主人翁丰丰对于“明天”的事情非常向往，非常入迷，但他对于“今
天”的事都认为是太麻烦太伤脑筋；他把美好的希望都寄托在明天，但也把今天必须做的事
情推到明天。有一天，他居然到了“明天”的世界，遇到了许许多多希奇古怪的事，他都应
付不了，这时他才懂得应该怎样去迎接明天。
这是一本很懂得儿童心理的书，里面关于科学方面的描写，也都是有科学根据的，可以
增长孩子们的科学知识。
现在，全国各地出版的儿童读物和刊物，已经很多了，小朋友们看到的书刊，可能比我
还多，这里，我只举出我认为很好的几种。至于怎样才能从阅读中得到益处，比如说这些故
事给我们以怎样的感动和教训，以及怎样看出作者对于故事情节的结构和文词的选择和洗
炼，都必须由读者自己去细细地琢磨体会。我愿小朋友们珍惜课余时间，不放过一本好书！
一九七九年四月七日清晨从“五四”到“四五”
五四运动到今年整整的六十年了。今天，坐下来回忆这六十年的光阴，真像一闪的电光
一样，迅疾地划过去了。但是这道电光后的一声惊雷，却把我“震”上了写作的道路！
我从小就爱读文学的书，但这种爱好是我的海天相接、寂寞无伴的环境造成的。我和一
般的孩子一样，由喜欢听故事，而开始自己找故事书看。那时给儿童准备的读物很少，我在
大人的书架所能够翻到的，也不过是《聊斋》，《三国》，《水浒》，《红楼梦》和一些传
奇之类，以后也只是《林译说部》等外国小说的译本，以及《饮冰室文集》和《天讨》等，
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少年，在我们那种家庭里，所能看到的书。
六七岁以后，我就到家塾去附学。我说“附学”，因为家塾里的学生，都是比我大好几
岁的堂哥哥和表哥哥们，作为一个附学生，我不过是去凑一凑热闹。老师附带着给我讲一点
书，用的课本是商务印书馆国文教科书，做的是短小的句子。十一岁以前，曾读完一部《论
语》，半部《孟子》，和《左传》、《古文观止》中的几段短篇。但是我的注意力却放在老
师对哥哥们的讲书方面，他们写长文章，学做诗，我在旁边滋滋有味地听着，觉得比自己的
功课有意思得多。至于我自己读起唐诗、宋词来，那已是十二岁以后的事情了。
我的这些经历，和我那个时代有书可读的孩子差不多少，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会以写作为
业。“职业”这两个字，这是很早就想到的，我的父亲和母亲都认为女孩子长大了也应该就
业，尤其是我的母亲。她常常痛心地对我讲：在她十八岁的时候，在她哥哥结婚的前夕，家
里的长辈们在布置新房，我母亲在旁边高兴地插上一句，说是小桌上是不是可以放一瓶花？
她的一位堂伯母就看着她说，“这里用不着女孩子插嘴，女孩子的手指头，又当不了门
闩！”这句话给她的刺激很大。
女孩子的手指头，为什么就当不了门闩呢？所以她常常提醒我，“现在你有机会和男孩
子一样地上学，你就一定要争气，将来要出去工作，有了经济独立的能力，你的手指头就和
男孩子一样，能当门闩使了！”那时知识女子就业的道路很窄，除了当教师，就是当医生，
我是从入了正式的学校起，就选定了医生这个职业，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母亲体弱多病，我和
医生接触得较多，医生来了，我在庭前阶下迎接，进屋来我就递茶倒水，伺候他洗手，仔细
地看他诊脉，看他开方。后来请到了西医，我就更感兴趣了，他用的体温表、听诊器、血压
计，我虽然不敢去碰，但还是向熟悉的医生，请教这些器械的构造和用途。我觉得这些器械
是很科学的，而我的母亲偏偏对于听胸听背等诊病方法，很不习惯，那时的女医生又极少，
我就决定长大了要学医，好为我母亲看病。父亲很赞成我的意见，说：“古人说，‘不为良
相，必为良医’，东亚病夫的中国，是需要良医的，你就学医吧！”
因此，我在学校里，对于理科的功课，特别用功，如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
生物以至于天文、地质，我都争取学好考好，那几年我是埋头苦读，对于其他一切，几乎是
不闻不问。
五四运动时期，我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的一年生，在学生自治会里当个文书。运
动起来后，我们的学生自治会也加入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我也成了联合会宣传股之一员，
跟着当代表的大姐姐们去大会旁听，写宣传文章等等。从写宣传文章，发表宣传文章开始，
这奔腾澎湃的划时代的中国青年爱国运动，文化革新运动，这个强烈的时代思潮，把我卷出
了狭小的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门槛，使我由模糊而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中国社会里的种种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几乎处处都有问题。这里面有血，有泪，有
凌辱和呻吟，有压迫和呼喊……静夜听来，连凄清悠远的“赛梨的萝卜咧”的叫卖声，以及
敲震心弦的算命的锣声，都会引起我的许多感喟。
这时，我抱着满腔的热情，白天上街宣传，募捐，开会，夜里就笔不停挥地写“问题小
说”。但是我所写的社会问题，还不是我所从未接触过的工人农民中的问题，而是我自己周
围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比如《斯人独憔悴》就写的是被顽固的父亲所禁锢，而不能参加学生
运动的青年的苦恼；《秋雨秋风愁煞人》写的是一个有志于服务社会的女青年，中学一毕
业，就被迫和一个富家子弟结了婚，过了“少奶奶”的生活，从而断送了她的一生；《庄鸿
的姐姐》，写的是一个女孩子，因为当公务员的家长，每月只能从“穷困”的政府那里拿到
半薪，又因为这个家庭重男轻女，她就被迫停学，抑郁致死。在这些小说里，给予他们的就
只是灰色的阴暗的结局，问题中的主人翁，个个是消沉了下去，憔悴了下去，抑郁了下去。
我没有给他们以一线光明的希望！理由是：我不是身当其境的人，就还不会去焦思苦想出死
中求生的办法，而在我自己还没有找到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工农大众，而坚决和他们结
合之前，这一线光明我是指不出来的！
那时，我还没有体会到这一些，我只想把我所看到听到的种种问题，用小说的形式写了
出来。这时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来的刊物，北京和各省的，像雨后春笋一般，几乎看不过
来，我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还彼此传阅。看了这些刊物上大、中学生写的东西，我
觉得反正大家都在试笔，我为什么不把我的试作，拿出去发表呢。但我终究是大学里的小学
生，思想和文字方面都不成熟，我不敢用自己的名字，就用了“冰心”这个笔名，而在《晨
报副刊》上登出来的时候，在“冰心”之下，却多了“女士”二字！据说是编辑先生添上
的，我打电话去问时，却木已成舟，无可挽回了。
我写得滑了手，就一直写下去，写作占用了我的大部时间，我的理科的功课就落后了一
大截。因为白天出去作宣传，实验室的实验功课又欠了不少，那是无法补上的。在我左顾右
盼之顷，在我周围的人们劝说之下，一九二一年，在理预科毕业之后，我就改入了文本科，
还跳了一班。
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写《繁星》和《春水》。关于这两本小集子，我在一九五九年写
的一篇《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文章里，已经提到了，大意是：我写《繁星》
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平时写在笔
记本上的三言两语——这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送到《晨报》的《新文
艺》栏内去发表。我之所以不称它们为诗，因为我总觉得诗是应该有格律的，音乐性是应该
比较强的。三言两语就成一首诗，未免太单薄太草率了。在我重翻这两本集子时，觉得里面
还是有几首有韵的，诗意也不算缺乏，主要的缺点——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正如周扬同
志所说的，“新诗也有很大的缺点，最根本的缺点就是没有和劳动群众很好的结合。”也就
是说当时的我，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时代，却只注意到描写身边琐事，个人
的经历与感受，既没有表现劳动群众的情感思想，也没有用劳动人民所喜爱熟悉的语言形
式，等等。
我重新摘抄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说从“五四”时期，我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以后，直到
一九五一年从日本回国以前，我无论是写小说，写诗，写散文，都因为我那时没有也不可能
和工农大众相结合，生活圈子狭小，创作的泉源很快就干涸了，这也是我在“五四”后的作
品，日益稀少的原因。
但是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生活的圈子无论多么狭小，也总会受到周围气流的冲击
和激荡。三十年代，中国已经临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外有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压
迫侵略，内有腐败软弱的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府的欺凌剥削，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国家民
族的前途，都开始有自己的、哪怕是模糊的走出黑暗投向光明的倾向和选择。一九三六——
一九三七年，我在欧美游历了一年，使我对资本主义世界，感到了不满和失望。回国来正赶
上了“七七事变”！
我又到了我国的大西南——云南的昆明，和四川的重庆，尤其是在重庆，我看到了蒋介
石政府不但腐朽反动而且奸险凶残，中国的希望是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真正
抗战的中国工农大众身上的。
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初冬，我到日本去了，在那里，我通过在香港的朋友给我秘密
地寄来几本毛主席著作，自己研读，我也偷偷地收听解放区的广播。一九四九年十月，祖国
解放的消息传来，我感到了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一九五一年，我们终于辗转曲折地回到了
朝气蓬勃的祖国！
一踏上了我挚爱的国土，我所看到的就都是新人新事：广大的工农大众，以洋溢的主人
翁的自豪感，在疮痍初复的大地上，欢欣辛勤地劳动，知识分子们的旧友重逢，也都说：
“好容易盼到了自由独立的今天，我们要好好地改造，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地为新社
会服务！”
感谢党的关怀和教育，使我有了学习和工作的机会，有了和工农接触、向工农学习的机
会，这中间我还访问了好几个友好的国家和人民……这时我感到了从“五四”以来从未有过
的写作热情，和“五四”时代还没有感到的自由和幸福。
我引吭高歌，歌颂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歌颂伟大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歌颂创造我们
幸福生活的英雄人民，我描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幸福地生活的新生一代……这些作品多半是
用散文的文学形式写下来的。我在一九五九年写的一篇《关于散文》的文章里，曾这样地说
过：我们中国是个散文成绩最辉煌，作者最众多的国家……不管他写的是“铭”，是
“传”，是“记”，是“书”，是“文”，是“言”，都可以归入散文一类……散文又是短
小自由，拈得起放得下的最方便最锋利的文学形式，最适宜于我们这个光彩辉煌的跃进时
代。排山倒海而来的建设事业和生龙活虎般的人物形象，像一声巨雷、一闪明电在你耳边眼
前炫耀地隆隆地过去了，若不在情感涌溢之下，迅速地把它抓回、按在纸上，它就永远消逝
到无处追寻。……要捉住“灵感”，写散文比诗容易多了……散文可以写得铿锵得像诗，雄
壮得像军歌，生动曲折得像小说，尖利活泼得像戏剧的对话，而且当作者“神来”之顷，不
但他笔下所挥写的形象会光华四射，作者自己风格也跃然纸上了。
以上写出了我对于散文这个文学形式的偏爱，和怎样适宜反映我们的沸腾多彩的时代。
同时，我有自知之明！我为生活和文学修养所限，使我写不出好诗、好小说、好剧本……
我写散文也可以说是逼上了梁山。但是我还是爱上了这个小小的梁山水泊。
“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也搁笔了十年之久。一九七六年九月，从写悼念毛主席的文章
起，我才重新拿起笔来。也就是这一年，震撼世界的“四五”运动，在掀起过五四运动的天
安门广场上掀起了！这是一场声势更大威力更猛的、光明同黑暗的决定中国前途的殊死搏
斗。广大中国人民，尤其是新生一代，以汹涌的人潮，巍峨的花山，浩瀚的诗海，来悼念我
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中流砥柱——敬爱的周总理，来捍卫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要求民主
与科学，来反对“四人帮”，来杀出一条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路。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十月，在党中央领导下，浩浩荡荡的革命人民，把万恶的“四人帮”
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惊喜交集之中，我感到了第二次解放！
六十年来，参加过“五四”的文艺界朋友，有的已随着时光一同流逝。最近的十几年，
经过“四人帮”的雨打风吹，更是所余无几了。但是我想，第二次解放的胜利，来之不易。
我们躬逢其盛，就应该有“志在千里”的精神，借“四五”运动的强劲东风，做些我们
力所能及的工作。“四人帮”粉碎了，日月重光，在党所指引的四个现代化的长征路上，也
还需要我们这些老兵。我一直是喜爱儿童的，年纪越大，越觉得有许多话要对孩子们说说，
因为这次的新的长征，远之，受着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的严重影响；近之，受着林彪和
“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我们的征途决不是平坦而容易的！作为他们忠诚的朋友，我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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