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自自然然地叙述下去，又能以小见大，像
以上的这两篇作文那样，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日漫谈“学贯中西”
在今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的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
大会上，茅盾同志对受奖的作家们——绝大多数是青年人——讲话中，曾鼓励他们要学鲁迅
和郭沫若那样，“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他说：“我们现在要反映四个现代化，不懂些科
学知识，恐怕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向鲁迅、郭沫若学习，也就要像他们那样，掌握多一些
科学知识。”因为他是对那些“我们文学事业将来的接班人”讲话，所以他特别提到了“科
学知识”，下面他又强调，如毛主席所说的，“我们决不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
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等等，也提到“我们还没有把该翻译的外国名著都翻译过
来。”这些话很引起了我的深思。
也就是在去年，我和几位对外友协的同志，同英国出版界代表团座谈，谈到早年我国翻
译出版的工作时，曾提到我对于西方文化的初步了解，都是从当时看到外籍的译文开始的。
那时我只有十岁左右吧，在我祖父的书架上，看到林纾（琴南）老先生译的法国名作家仲马
写的《茶花女遗事》，以后我自己又去寻来了他翻译的英国名作家狄更斯写的《块肉余生
述》和其他。在我父亲的书桌上，我看到了严复（幼陵）老先生译的英国名作家斯宾塞写的
《群学肄言》，和穆勒写的《群己权界论》等等。严老先生译的都是社会科学的书籍，那时
我当然看不懂，大了以后也没有再去翻它，但是我的研究社会科学的朋友们对那几本书还是
评价很高。至于林译小说，我就看得多了，我是很喜欢他的文笔的。林老先生自己不懂外
文，他可翻译英法名著，都是别人口述，他来笔译的，但是我觉得他的译笔很“传神”，到
我自己能够阅读原著的时候，例如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就感到林老先生能够把原著中
十分鲜明生动的人物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出来，那就是得力于他对于中国的语文有很深的修养
和造诣！
严老先生的译文，也几乎等于意译，他在译文之后，都加以注释。因为我不是研究社会
科学的，我也没有去看原著。
两位老先生使用的都是文言文，现在的青年人看了，不一定看得懂，而且这些西方社会
科学的名著，现在差不多都有了今译，不必都去翻阅了。我所要讲的，就是在六七十年以
前，当中国人民感到国家危急的时候，像毛主席所说的“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
理”，严老先生是到英国学习海军军事科学的，他却自己研读了哲学和社会科学。林老先生
为了介绍西方的文学和文化，他不懂外文，只得请人口述，而自己执笔。这两位老先生，在
当时，都起了启蒙和沟通中西文化的作用。
以后，我们这些年青人，对于这两位老先生的晚节，也不无“微词”。严老先生在晚年
成了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六君子之一。林老先生在“五四”时代，曾致书北大校长蔡元培先
生，大骂过白话文。但也正如茅盾同志讲话中谈到某些译者时所说的，“但是，对翻译作品
来说，不应以人废言。”
我提到严、林两位老先生，不但因为要做翻译工夫，必须像他们那样“博览群书，学贯
中西”，外文固然要学好，本国的语文也更要学好，否则就起不了沟通中外科学文化的作
用。我们的四个现代化需要借鉴许多工业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我们又有九亿多人口，要每
一个人都看懂外文书刊，是不可能的，这时候，起着桥梁作用的翻译工作，就是极其需要的
了。
我提到严、林两位老先生，不但因为他们的关于西方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的译文，是我在
青少年时代所最初接触到的，也因为他们恰巧都是福建人（严、林老先生都是我祖父的朋
友，严老先生还是我父亲的老师）。我很小就离开乡井，已经是东西南北之人，没有太深的
乡土观念了，但是当六十年代初期听到福建中学生的学习成绩很好，北京的教育界也提出向
福建学习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发出了自豪与高兴。我希望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风
气和传统，能够继续下去。
我希望福建的青年人，也能够“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做好现代的沟通中西文化的工
作。“信”、“达”、“雅”的翻译方法，就是严老先生提出的，但要达到这三条标准，就
非得把中外语文都学深学透不可。
我还要提醒青年人，“博览群书”决不等于“闭门读书”，我们一定要关心国家大事。
不把我们的学习和国家大事联系起来，和我国的四个现代化联系起来，我们的学习和努力就
没有了目标，我们自己就成了空头的学问家。还有，身体健康也是极其重要的，没有健康的
心身，就不能健康地学习。德、智、体三者本来应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对立的，
相防相克的。一九七九年八月四日读老舍遗著《正红旗下》
当我收到今年的《人民文学》第三期，翻起书来看文章目录，赫然地发现有黑体字的
《正红旗下》老舍的长篇连载字样，顿时使我仿佛看见老舍先生复活了，又在案前奋笔疾
书……。我连忙翻到了页数，一口气读了下去。
编者告诉我们说，老舍这篇自传体的遗著共十一章，八万多字，看来仅仅是开头部分。
林彪和“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不但夺去了老舍先生的生命，而且使这部有特殊价值的作品
也遭到了夭折……
我兴奋而又感慨地、断断续续地看了《人民文学》的三、四、五期，还没有看到他把开
头部分写完，因为他还没有写
到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没有写到他的贫穷的家也惨遭洗劫，不满周岁的作者，幸而被扣
在一只空箱子底下，没有丧失了小小的生命！现在老舍先生死去了，这故事如何发展，我们
永远也读不到了，这真是千古遗恨呵！
这篇《正红旗下》和老舍笔下的解放前中国的故事一样，充满了愤激，充满了哀愁，而
这愤激和哀愁又都用他惯用的尖刻和诙谐的笔法描述了出来，使人读了有“满纸荒唐言，一
把辛酸泪”的感觉。这个长篇最动人之处也就在这里！
他说：“我是腊月二十三日酉时，全北京的人，包括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
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他从这“来历不小”的“小子”的降生写起，描述了围绕这一个穷
旗兵家庭的一切，连带着描画出当时的“旗人”上至贵族下至平民，对于“生活艺术”，—
—“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对于衣、食、住、行的想
法、看法、做法，写得入木三分。他们都“关着钱粮”，都有“铁杆庄稼”，都会吃喝玩
乐，还都爱面子。他引他大姐夫的话：
“咱们旗人，别的不行，要讲吃喝玩乐，你记住吧，天下第一！”
他们逢年过节，做寿、办满月、玩鸟、养蝈蝈儿，都舍得花钱，“办婚丧大事的人，往
往倾家荡产。”还有风俗习惯上的如“都尊敬姑奶奶”，“儿媳的身份就和女仆差不多”等
等，绘声绘色，栩栩如生。
老舍不但会写人，而且会写景，他笔下的当时北京的春天和秋天，不是身历其境的人，
写不出它的可爱和可厌之处。
凡此种种，我也不能多引了。总之，读者一定要自己去找这篇巨著来看看，才能尝到作
者挥毫时的辛酸意味！
我在这里所要讲的是：老舍先生用他长期积累的生活经验，以活泼动人的情节写出了毛
主席教导我们的一条真理，就是：“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我自己小的时
候，辛亥革命以前，因为痛恨清皇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作为汉族一分子，又没有
接触过任何一个“旗人”，因此我对于旗人，不论是贵族是平民，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
级，是一律怀有反感的；这种认识，直到后来在参加革命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接触到一些旗
人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
而老舍自己，由于出身在清皇朝“残灯末庙”时期的“穷旗兵”的家庭，对于同受剥削
压迫的汉族人王掌柜，回族人金四叔，都有着休戚与共、甘苦相关的深厚阶级感情。他写王
掌柜的体会时，是这样说的：
看他，给他送来清瘟解毒丸，连女人们也派孩子来慰问。
他不再是“小山东儿”，而且是王掌柜、王大哥、王叔叔。
他渐渐忘了他们是旗人，变成了他们的朋友……他们似乎觉得：清朝皇上对汉人如何是
另一回事，大家伙儿既谁也离不开谁，便无妨做朋友。
他还用他二姐的口气说：“像王老掌柜与羊肉床上的金四把叔叔，虽然是汉族与回族
人，可是在感情上已然都不分彼此，给他们洗洗做做，并不见得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大伙
儿都是一家人，谁都可以给谁干点活儿，不必问谁是旗人，谁是汉人或回族人……”老舍先
生说：“到后来，我懂了点事的时候，我觉得二姐的想法十分合于逻辑。”这逻辑就是：
“一般卖苦力吃饭的汉人，都和我们穷旗兵们谁也离不开谁，穿堂过户。某些有钱有势的满
人也还看不起汉人与回民，因而对我们这样与汉人、回民来来往往也不大以为然。不管怎样
吧，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谁也挡不住人民互相友好。”
因此，在老舍的满月那一天，卖苦力吃饭的汉族的王掌柜，送来了一对猪蹄，使他“一
辈子忘不了那件事……因为呀，他是汉人”。还有回族的金四叔送来了两吊钱，祝他长命百
岁，使他“至今还觉得怪得意的：我的满月吉日是受过回族朋友的庆祝的”。多么深厚的民
族之间的阶级感情呵！同受剥削、同受压迫的人民之间“互相友好”，是“谁也挡不住”
的，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所说的“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
庭”的主要因素！一九七九年八月十日。三寄小读者通讯九
亲爱的小朋友：
当我拿起笔来的时候，正是北京晴空万里的秋天。窗外灿烂的阳光穿过杨柳的浓荫，射
来一层层淡烟般的光雾！多么好的天气呵！我怀着无限欢悦和爽朗的心情，来给我的久违的
小朋友们写这一封信。
这一夏天，我没有给你们写过一个字，但是我知道全国有许多小朋友，在祖国的山巅海
隅过着夏令营的生活，既锻炼了身体，也丰富了知识。其他的小朋友也在此长期的休假中，
做了些有益的户外活动或游戏，看了些长篇的小说或读物。我所看到和听到的关于小朋友假
期生活中的一切，都使我满意、欢喜。
“四人帮”打倒了之后，在小朋友们的学习生活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你们不但努力学
习，还养成了爱看课外书籍的习惯，这是一个极好的现象。但同时我也觉察到有的小朋友比
较重视读书而忽视体育，个别的还把文化学习和体育运动对立了起来。我觉得这是不应该
的。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你的身体柔弱，无论你书读得多好，学问多深，将来工作
起来也没有精力。处顺境时既会感到力不从心，处逆境时更会感到消沉颓丧，这对于现在我
国万众一心，励精图治的大好形势，是极不相宜的。
我不妨把我自己少年时代关于看书和室外活动的经验和教训，说给小朋友们听听。
我从小是在山边海隅长大的，在山路上骑马或在浅海上划船，都给我以最大的快乐。就
感到和大自然接触，在清新的空气中、灿烂的阳光下，总使人心胸开朗，精神振奋，学习起
来头脑也加倍清醒，学得快也记得牢。但在风晨雨夕，我出不去的时候，就关起门来找书
看。那时候社会上并没有多少儿童读物，我在大人书架上所能找到的小说，就是《三国演
义》、《水浒传》以及英国作家迭更斯写林琴南翻译的《块肉余生述》，等等。我一口气看
了下去，坐久了，眼力用多了，就觉得精神恍惚、天地异色！特别是看到书中人物受折磨、
受苦难的时候，如《水浒》中“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块肉余生述》中，孤儿大卫受到后
父凌虐的一段等等，我就伤感抑郁，不能自已。这时候，我就赶紧放下书本，跑到户外去，
让天上的雨丝风片，来洗掉吹散我的愁绪，来恢复我的精神。
小朋友比我小时幸福多了，你们现在不但有许许多多的儿童读物，可供你们翻阅，而且
也不像我小时没有过学校生活以前，只能单独地在户外活动。你们在学校里的体育课是集体
活动，可以训练整齐严肃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班际、校际比赛中还可以培养出团结合作，
勤学苦练的良好作风。这巨大的效果，在二十年后，你们做了我国四个现代化的主力军时，
就会充分地显示出来。那时你们就会满意地说：亏得我们小时候，积极参加了健康有益的活
动，使得我们胜利地对抗了资产阶级的东西，锻炼了意志，坚持了学习，才有这么多的精
力，来为人民作出应有贡献！
话就讲到这里吧，祝小朋友们在新学年开始的时候身体健康，学习进步！
你们的朋友冰心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三日上海——南下北上的中心
我这一生中，没有在上海呆过多久，但是上海给我的印象却是深刻的，因为它的一切都
和我心幕上的亲爱的人的面庞，联系在一起！
在我两三岁的时候（那是清朝光绪年间）曾跟着我的祖父和父母亲住过上海的昌寿里。
这昌寿里我不知道是在上海的什么地区，但那两楼两底的上海式弄堂房子，很小的天井，很
高的大门，我却记得十分清楚。
解放以前，上海是租界区，是冒险家的乐园，街市旅馆，喧闹不堪。我记得一九三六年
我再次赴美，从上海上船，这时我住在新亚饭店，因为这间饭店，曾划出一层楼来，专给不
打牌，不摆酒的客人居住，这在当时的上海，是难能可贵的！我给这饭店题签名本时，曾写
着说，“因为有了新亚饭店，使我不怕再经过上海”。
也就是这时候，我的朋友郑振铎先生，在他家里做了极好的福建菜，给我饯行，就在这
次的席上，我会见了我所尊重而未见过的茅盾先生，胡愈之先生等。
话说回来吧，一九二七年，我父亲在上海海道测量局工作，测量局在华界，我们的家就
住在徐家汇，和父亲工作的地方，只一河之隔。那时我在北京燕京大学任教，只在年假暑
假，才回到上海去。这时期，也因为我不喜欢上海的殖民地气氛，除了到南京路的百货公司
买些东西之外，从不外出，只记得在一九二八年，在徐家汇家里，会见了我的小弟弟的朋
友，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这是我和他们结交的开始。
一九三○年的一月，我的母亲在上海逝世了。我们议定不把她的遗骨运回福州，而把她
葬在上海的虹桥公墓（抗战期间，我的父亲在北平逝世，解放后他的遗骨也和母亲安葬在一
起），因为：“上海是中途，无论我们南下北上，或是到外国去，都是必经之路，可以随时
参拜。”现在听说虹桥公墓已经迁徙，父母亲的遗骨也不知道迁到哪里，但是我的心却仍旧
是依偎在那一片土地上的。
解放后，上海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里，正如一位印度作家朋友惊叹地对我说的：“在上
海，已看不到一点帝国主义的痕迹！”它是整齐，宁静，表现出中国人民的自信与庄严！我
在一九五六—五七年之间，回到福州故乡的时候，和六十年代的初期，陪日本女作家松岗洋
子和三宅艳子两次南下参观的时候，都住过上海的上海大厦（前百老汇大厦），和平饭店
（前华懋饭店），和锦江饭店等，这些饭店现在都是很安静而又整洁。我陪日本朋友参观了
上海的少年宫，参拜了鲁迅墓……这其间，我的朋友靳以和巴金还陪我去逛了豫园，参观了
园内的点春堂，那本是小刀会的驻扎地。我们在九曲桥上徐步，他们给我介绍了上海解放前
后的许多奇险而壮丽的人民革命的场面和事迹。他们还请我到城隍庙吃酒酿圆子和面筋百
叶，据说这些都是上海著名的小吃——这些都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
此外，我还短期地经过上海，看见了许多我所爱敬的亲朋，这蜻蜓点水般的波纹，常常
在我的脑海中荡漾。上海，的确是一个值得我回忆的地方。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五日我的热切
的希望
我没有能够自己参加这个“儿童文学创作座谈”的盛会，但是我翘望南天，能够想象有
五十多位儿童文学作家济济一堂，热烈地讨论如何为新时代儿童写作的盛况。我从心底为祖
国二十一世纪的主人翁们——我国两亿多的儿童们欢呼，高兴！
我十分同意上海师大附小倪谷音老师的建议。倪老师要求作家同志们多写一些描写有新
时期特点的少年儿童形象的作品，为我们小读者提供学习的榜样。她说，我们现在找来找去
只找到铁木儿、张嘎、海娃、刘文学……虽然这些是少年儿童可以学习的榜样，但毕竟是以
前时代的，我们常常为找不到合适的“教育工具”而苦恼，请多写这个时代的少年儿童吧。
作为小读者的家长，我愿在倪老师的建议书上签上我的名字！
现在写这个时代少年儿童的短篇小说，还是不少的，例如我最近看到的，在这次中国福
利会儿童时代社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短篇小说征文中，就有几篇时代气息很浓，孩子大人看了
都会感动的作品，如杭州市张微同志写的《他保护了什么》，北京夏有志同志写的《买山里
红的孩子》，和北京罗辰北同志写的《一张电影票》等等。我觉得以有新时代特点的儿童形
象，作为题材，不但可以写短篇，也可以写中长篇，因为儿童文学的中长篇，总要比写给大
人看的短小简练一些。
孩子们真的太需要中长篇小说了，我发现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孩子，在认识了一两千个汉
字以后，就开始在大人的书架上，寻找长篇小说看了。他们的求知欲是那样地旺盛，一旦掌
握了文字这个工具，他们就感到短篇的东西，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了——我们自己十一二
岁，甚至比这年纪还小的时候，不也是和他们一样的吗？
我们的确更加欣赏和我们的生活更吻合的作品，从我们熟悉亲切的生活中来的正反面人
物，我们对他们的爱憎就更强烈一些，对人物周围的环境也更了解一些。但在我自己的儿童
时代，的确没有这样的作品，我所寻找到的短篇的只有《聊斋志异》，长篇的只有《西游
记》。
但是在一九五三年，一位初中一年级的小朋友，曾给我以启发，他对我说他最爱看《西
游记》。我问他是否每一段故事，包括章回首尾的诗词，和中间的比较艰深繁缛的战斗描
写，他都看得懂？他笑着说，“遇到这些地方，我就跳过去不看了。我看的只是他们师徒四
人一路走去，每天都会遇见不同的惊险或有趣的事情，这就总引着我继续看下去……而且孙
行者和猪八戒这两个‘人’写得多活，简直就像我们有些同学那样！”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我写了《陶奇的暑期日记》，以陶奇为线索，写了她的周围在这一
暑期所发生的事情。当然写实际生活，还有作者的世界观来引导，有了正确的歌颂和批判的
标准，这作品才能收到像倪老师所说的“为小读者提供学习的榜样”的效果。
在这里，我不谈什么“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和“必须热爱孩子”等等儿童文学作家
尽人皆知的起码的常识，但从现在的儿童中长篇小说中，以学校生活为题材的仍是少数这个
事实看来，没有“深”入生活，和不探求儿童的兴趣所在的作者，还是有的，抄袭模仿的东
西，孩子们是不爱看的。
七十年代的书中人物，讲着四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时代的话，干着四十年代和“文
化大革命”时代的事，孩子们的批语是：“假的，没劲！”
学校是新时代儿童聚集的地方，他们的生活特征像万花筒一样，千般万种，色彩鲜明，
他们的家庭环境不同，个性特点不同，在目前这一段时期里，他们身上有的还带着林彪、
“四人帮”时期的余毒，又有了大大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迫促，各人的家庭、学校、社会的
环境，都给他们以种种不同的反应和感受。这里面，可写的东西就多了，生活在招手，作家
们怎么样呢？
我对于我们的中青年作家抱着满腔热情的希望，他们是最多产的一代（中年的如刘宾雁
同志这一代，青年的如刘心武同志这一代——虽然拿五四时代在二十岁左右就大胆提起笔来
的人看来，他们就是老年和中年人了），过去二十年，十年的压抑、混乱的生活环境，把他
们锻炼得更成熟更智慧了。
他们痛切地回顾过去，就不能不热烈地瞻望未来，他们一定能为现代新儿童写出我们所
看不到和想不到的、有深度和广度的有益于现代祖国儿童健康成长的中长篇作品来！
那么，我这个老人，是否就撒手不管了呢？也不是，我们也有自己可以写给儿童看的东
西。儿童的食物有多种多样，他们吃着富有营养的三餐，他们也爱吃些点心和零食，有时还
需要吃点“药”！不论是点心，是零食，还是药，我愿贡献上我微薄的一切。追念罗莘田先
生
北京语言学会议决定出罗常培先生诞生八十周年纪念文集，并约他的生前友好，写纪念
文章。在被约之列的我，既感到光荣，也感到无限的哀戚。
罗常培莘田先生逝世也将二十一周年了。这二十年之中，中国人民经受了一场史无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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