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在一阵动荡漂摇之后，像莘田先生和我这样的“世纪同龄人”，已所余无几了。而
在我“晚晴”的年月，我所能得到的慰藉，使我对于祖国有着最大的希望的话，还是从和我
一般大年龄的人那里听到的。因此，我想到，假如莘田先生今天还健在，这棵雪后挺立的青
松，将对我说出什么样的安慰和鼓励的话呢？
莘田先生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逝世的，那正是多事之秋。这个时期的事情，比如
说：在他病中我们去探望了没有？他的追悼会我们参加了没有？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模糊不清
了，但是四十余年前我们同在的情景，在我的心幕上却是十分清楚的。
我的老伴吴文藻，他先认识了莘田先生。我记得三十年代初期，有一次他从青岛开会回
来，告诉我说：“我在青岛认识了一位北大语言学教授罗莘田，我们在海边谈了半天的
话……”我知道他们一定谈了些社会科学上的问题，因为文藻这个人若不是谈到专业，而且
谈得很投机的话，他和人的谈话，是不会谈到“半天”的！
我自己和莘田先生熟悉起来，还是抗战军兴，北京各大学南迁以后。一九三八年，文藻
在云大任教，莘田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我们家住在云南昆明的螺峰街以后又搬到维新街，
那时有几位昆明没有家的联大教授，常到我们家里来作客，尤其是自称为“三剑客”的郑天
挺（毅生）先生、杨振声（今甫）先生和罗莘田先生。罗先生是北京人，对于我们家的北方
饭食，比如饺子、烙饼、炸酱面等，很感兴趣。我总觉得他不是在吃饭，而是在回忆回味他
的故乡的一切！
第二年，我们家搬到昆明附近的呈贡去的时候，他更是我们的周末常客。呈贡是一座依
山上下的小城，只有西、南、东三个城门，从我们住的那个北边城墙内的山顶房子里，可以
一直走上西门的城楼。在每个星期六的黄昏，估摸着从昆明开来的火车已经到达，再加上从
火车站骑马进城的时间，孩子们和我就都走到城楼上去等候文藻和他带来的客人。只要听到
山路上的得得马蹄声，孩子们就齐声地喊：“来将通名！”
一听到“吾乃北平罗常培是也”，孩子就都拍手欢呼起来。
莘田先生和我们家里大大小小的人，都能说到一起，玩到一起。我们家孩子们的保姆—
—富奶奶，也是满族——那时还兼做厨娘，每逢她在厨下手忙脚乱、孩子们还缠她不放的时
候，莘田先生就拉起孩子的手说：“来，来，罗奶奶带你们到山上玩去！”直到现在，已经
成为大人的我们的孩子们，一提起罗伯伯，还亲昵地称他做罗奶奶。
莘田先生的学术造诣，在学术界早有定评，我是不能多置一词了。而他对于他的学生们
在治学和生活上的那种无微不至的诱掖和关怀，是我所亲眼看到又是文藻所最为敬佩和赞赏
的。当我们住在昆明城里的时候，我们也常到“三剑客”住所的柿花巷去走走。在那里，书
桌上总摆有笔墨，他们就教给我写字。这时常有“罗门弟子”如当时的助教吴晓玲先生、研
究生马学良先生等（现在他们也都是我们的好友）来找莘田先生谈话，在他们的认真严肃而
又亲热体贴的言谈之中，我看出了他们师生间最可贵的志同道合的情谊。吴晓玲先生曾对我
讲过：在四十年代后期，莘田先生在美讲学时，曾给他的学生们办的刊物写过一篇《舍己耘
人》的文章，就是讲做老师的应当有“舍己之田耘人之田”的精神，来帮助学生们做好学术
研究的工作。
莘田先生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珠那样爱护自己的学生，尽管他自己对学生们的要求十分严
格，却听不得别人对于他学生们的一句贬词。我曾当着莘田先生的面对文藻说：“我知道怎
样来招莘田生气。他是最‘护犊’的，只要你说他的学生们一句不好，他就会和你争辩不
休……”莘田先生听了并没有生气，反而不好意思似地笑了起来。他是多么可敬可爱的一个
老师呵！
四十年代初期，我们住在四川重庆郊外的歌乐山，莘田先生每到重庆，必来小住。我记
得我曾替他写的一本游记《蜀道难》做过一篇序。如今这本书也找不到了。
五十年代初期，我们从日本归来，莘田先生是最早来看望我们的一个。他和我们的许多
老友一样，给我们带来了在新中国生活和工作的舒畅和快乐的气氛，给我们以极大的安慰和
鼓舞。
话再说回来，像莘田先生那样一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工作、热爱给中国带来社
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在经过了二十年的考验之后，在拨乱反正、大地回春的今天，一定会
有一番充满了智慧而又乐观的话，对我们说的。我们从他在我们心幕上留下的一个坚定地拥
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不朽的形象里，已经得到了保证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张洁小
说剧本选》序
北京出版社的编辑约我为张洁同志的第一本集子作序，我欣然答应了。
我对“张洁”这个名字发生了兴趣，是从看到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的《北京文艺》里她写
的《有一个青年》开始的。我觉得她笔下的这个青年，似乎是我所熟悉的“野蛮”而又可爱
的大孩子之一。这个大孩子因为得到了“一双沉静而温柔的眼睛”的关注和指引而奋发上进
的故事，看了使我安慰、喜悦。同时，这个青年之所以得到这个姑娘的关注，还是因为她看
出了他在那“粗鄙的没有教养的行为后面，还有一颗追求向上的心”。
张洁以满怀的对这个时代青年的爱护和同情，写出了下面的十分沉痛的话：
在十几年前就应该给我们的机会，但我们仍然珍惜它，不放过它！当我们不得不和咿咿
呀呀的小孩子一同向前迈步的时候，这种智力上的畸形发育，带给了我们许多的变态心理。
而在我们粗鄙的、没有教养的、玩世不恭的行为下所掩盖着的痛苦，是许多人都不容易理解
和原谅的！
但是她看到了，也谅解了！这就是为什么和她在一起，我总是感到温暖的原因！
这一段话使我感动！一个作家能够写出有益于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提高人们的道德和
审美水准的作品，他或她必然是充分意识到自己对祖国和人民负有重大的鼓舞和教育的责任
的！
当我从《北京文艺》的编辑那里，探知这位张洁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而且是一位业余
作者的时候，我就总在文艺刊物的目录上，寻找这个名字。
这本集子里的小说、剧本，都是我所看过的。从这些作品中，我看到她的社会接触面和
知识面都很广，描写得也很细腻、很深刻。再举一个例子，比如她在《忏悔》中写的另一个
因为父亲犯了“错误”，而被甩出正常的、充满生机的单纯而友爱的生活轨道，终于抑郁而
死的青年；而这个青年的父亲，在儿子有了一丝“期望和热情”的重要关头，竟没有足够的
勇气去鼓励支持他的儿子，只因为他惧怕那“比死还可怕得多”的生活！
天安门去！”
他头一次在儿子的眼睛里看到了那种可以称之为期望和热情的东西。他知道，哪怕他给
那可怜巴巴的、谨慎胆小的儿子一点点同情或是支持的暗示，都会给儿子以极大的鼓励和勇
气，也许从此会使儿子丢掉那可怜巴巴的东西。但是他没有，他紧张得像要憋过气去：“干
什么去？”
儿子犹犹豫豫，拿不准主意地说：“我写了一首诗……”
他像被蝎子蜇了一样，立刻神经质地叫道：“不行，不能去！”
他那如同大祸临头的神气，使儿子立刻失去了勇气：
“会死人吗？”
“不，可怕的不是死……”
儿子眼睛里刚刚燃起的那点火花熄灭了。重又回到他惯常喜爱的那个角落里去！不，是
他把儿子重又推进了那个角落，而也许儿子不是没有可能从那个角落里走出来的！
……
他忏悔！他无穷地忏悔！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不曾做过什么！
这对于那些没有勇气的父母，该是多么严厉的鞭挞！
在这本集子里的其他几篇作品，在取材和抒写上，也各有其特色，还是留给读者们自己
去欣赏、体会吧。张洁同志还年轻，她还会写出许多更好、更成熟的有益于人民的作品。
这第一本集子，不过是个很好的开始！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给国外侨胞的一封贺年信
亲爱的侨胞们：
在祖国九亿同胞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声中健步跨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际，我这个
“世纪同龄人”满怀着新的希望和喜悦，向遍布全球的侨胞们说一声“恭贺新喜”！
有多少年我没有向国外的侨胞贺年了。侨胞们也知道，我们亲爱的祖国经过了林彪和
“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经济上文化上都濒于崩溃的边缘，不但国内的九亿人民遭受了一
场浩劫，我们国外侨胞和归国的侨胞，也经受了许多痛苦和委屈。但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是
压不倒打不垮的！我们这些老一代的人，即使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对我们国家的前
途，仍是抱着极大的希望信心的。我们祖国这棵数千年来挺立于世界之上的青松，它的坚强
的、四伸的根，是深深地扎在我们善良、诚实、勤劳、勇敢的亿万人民的泥土之中的。
毛主席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周总理说过：“现在是人民的世纪，一切由人民决定。”华国锋同志说过：“人民是历
史的主人，人民回答了问题。”叶剑英委员长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中，又强调地说：“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亲爱的侨胞们，国家的领导人，在我
们身上寄托了多大的希望呵！九亿的国内同胞和遍布全球的国外侨胞，休戚与共，十指连
心，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每一次的难关渡过，都少不了国外侨胞的声援和支持！从我能记事
的日子起，在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之下，瓜分豆剖的重大危机之中，哪一次的祖国革命和
建设没有你们的一份巨大力量呢？
“四人帮”打倒后的三年中，我们祖国这艘满载着九亿人民的大船，正像我自己所坚信
而希望的，在舵手、水手们同心协力采取了紧急而稳妥的措施之下，修复了累累的伤痕，又
开始在风浪中前进了。当然，十年的破坏之后，我们前进的路上还会遇到很多的问题，还得
做出很大的努力，繁重的任务还在前面。但是，中国人民牢牢记住我们的一句古训：“殷忧
启圣，多难兴邦。”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善良、诚实、勤劳、勇敢的人民，
对于自己的团结一心，战胜困难的力量是有充分的信心的。你们自己在国外起家立业的艰苦
经验，不就证实了这一点吗？
亲爱的侨胞们，在“四人帮”粉碎的三年中，我们政府拨乱反正的种种措施，在举国一
心的努力下，已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比如说：八亿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科技人员、知识
分子得到了重视；大、中、小学生的学习和身心健康，得到了关心等等……。各条战线上捷
报频传，在祖国的报刊上和广播中，同胞们特别关心国事，看的听的一定比我还多，还仔
细，在此，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我只想讲一件事，就是说我们每个中国人民，不但在自己的
岗位上努力工作，也在关注自己周围的人们的努力和进步，连小孩子也不例外！前天下午，
我的八岁的读小学二年的外孙，兴奋地从门外跑了进来，他双颊通红，还来不及褪下肩上的
书包、脱下身上的外衣，就气喘吁吁地笑着抱着我的臂儿说：“这次咱们中国的男子篮球队
和女子排球队都赢得了冠军了，明年就到奥运会上去和世界上的选手比赛了。他们多么替中
国争气啊！您知道吗，姥姥？”其实这消息我早已从前一天晚上的广播中听到了，但我还是
高兴地说：“好啊，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是有志气的，你呢？”他笑了说：“那还用说，您
放心，我也是一个中国人啊！”
亲爱的侨胞们，让我们在国内外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把个人的利益、前途和祖国的利
益、前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同为我们共同的伟大目标，为统一祖国，为走向四个现代
化，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尽上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
再一次祝侨胞们新年快乐！
谢冰心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于北京。
我们的新春献礼——一束散文的鲜花雨后初晴，在百花园中巡礼，我听见有人期望地
说：“诗歌、小说、剧本的花朵，都已经怒放了，散文的花为什么姗姗来迟呢？”
我要说：爱花人，你错了，散文这个文学形式范围很宽，在诗歌，小说，剧本以外的，
特别是那些短小精悍的抒情作品，几乎都可以归入散文一类。照此说来，在这百花园里，散
文的花不是迟迟未开，而是已经满目春光了！
我们中国自古是个散文成绩最辉煌，散文作者最众多的国家。按照古代的文学形式而
言，除了骈文以外，什么“赋”、“铭”、“传”、“记”、“表”、“文”、“言”……
都是属于散文一类。我们的前辈作家，拿散文来抒情叙事、寄哀志喜、感事怀人，在短小的
篇幅之中，挥洒自如，淋漓尽致，这个丰富多彩而又独树一帜的传统，几千年来，我们不是
没有继承下来的。
远的不必说了，解放后的三十年中（除了“四人帮”横行时期之外），我们的散文创作
是有很好的成绩的。新中国遍地的新人新事，影响鼓舞了许多作者，排山倒海而来的建设事
业和生龙活虎的人物形象，像惊雷闪电一般，敲击着作者的耳鼓和眼帘，这时节，他们迅速
捕捉住这刹时的灵感，以短小自由的散文形式，亲切流畅地写在纸上。
就是这些有感情，有风格的散文作品，在作者神来之顷，写得铿锵得像诗句，雄壮得像
军歌，生动曲折得像小说，活泼锋利得像戏剧的对话……这样，散文就以它特具的魅力，鼓
舞着它的读者，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前进。
如今，在我们健步跨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散文的工作是无比繁忙的。生活是那
么丰富，时间是那么短迫，而在这紧张的工作与生活之中，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求调
剂和鼓舞。这时节，优美短小、动人心弦的散文，如一盏醇酒，如一曲清歌，良久地使人感
到余香满口、余音绕梁！
在这里，我们恭谨地献上一束散文的鲜花，它是我们最近在百花园中采撷的。值得提倡
的是，这些散文篇篇都以精短新鲜而见长。《蓦然回首》的作者袁鹰、《怀念中的聚会》的
作者徐开垒、《樟树和水磨坊》的作者郭风等人，都是功力很深的散文家，他们的文章风格
都是读者所熟悉所欣赏的。丁宁写的《仙女花开》、宗璞写的《废墟的召唤》、王雁军写的
《云天忆》、张清写的《梦》、杨星火写的《热田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我们时代
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这几位作者都是女同志，她们以那种特有的体察入微的目光，把祖
国壮丽的山川，日常生活的见闻同细腻的情感、丰富的资源、奋斗的人民结合起来写，充满
了一股清新的乐观而勇敢的新时代气息！屠岸的《海岛之夜》以短小见长。青年工人周文海
写的《南国少女》，寥寥笔墨刻划一个人物，很亲切，很动人，使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反映农
村生活的散文作品。
当我们这束散文的鲜花，送到读者的案头时，正是“一年之计在于春”的新春佳节，我
们热切地希望亲爱的读者，在接受和品评这份献礼之余，能够在繁忙的工作和丰富多彩的生
活之中，不放过一闪灵感，写出更多更好的散文，为着激励九亿人民欢欣鼓舞地前进；为着
我们新生活的开始；为着“四个现代化”的未来！……近在眼前的地平线
西藏，对于幼小时代的我，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地方。
小时读本国地理，知道在祖国的极西边疆，有一个西藏高原，它不但是中国最高的地
区，而且还是世界的屋脊，那地方是终年积雪，银光射眼。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五色国旗
（红、黄、蓝、白、黑）代表着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竟然拿黑色代表西藏呢？我
不明白！
抗战时期，有一位朋友从重庆到西藏去，他告诉我他要取道印度。为什么到本国地方，
要取道外国呢？我也不明白。
在五十年代的初期，我看到一本英文小说，叫做《失去的地平线》。作者的名字和书里
的故事我都忘记了，只记得书中所说的那个神秘而美丽的乐园，就是我们中国的西藏。总
之，解放前的西藏，对于中外人士——除了西藏人民和环伺眈眈的外国侵略者之外——始终
是遥远而神秘的地方。
解放后，我们的报刊上关于西藏的报道，愈来愈多了。我们在广播中不断地听到西藏的
歌曲，在舞台上不断地看到了西藏的舞蹈，在电影和画刊上也不断地看到了西藏的风景和人
物，而我自己和藏族同胞的结识，却是从一九五五年我住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教职员的宿舍
里开始的。
我自己没有在中央民院教课，但是出来进去的总会在校园里遇到一些穿着藏族服装的学
生和干部。尤其是那些女同志的盘在头上的扎着彩线的辫子，长长的衣袖，围在腰上的彩色
邦典（围裙），黑色或红色的毡靴，在绿树丛中显得分外鲜明，我总是“目逆而送”，忘不
了这美丽的印象。
此后，我有机会接触了几位同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格桑卓嘎。她在干训班学习，三十
多岁了。她的父母都是农奴，她是他们的生在羊圈里的唯一活下来的孩子。但是生命对于她
不是幸福而是一场灾难。她从六七岁起“伺候”农奴主的孩子们，受尽了虐待侮辱。比她大
好几岁的小主人们常常把她按下当马骑，揪她的头发，用鞭子抽她。有一次，在忍无可忍之
下，她脱下破烂的松巴（毡靴），把攒下的霉烂的糌粑，塞在里面，光着脚带着干粮逃出几
十里地，却被农奴主追了回去。他把她拴在马尾上，拖了回去。在冰雪嶙峋的山路上，她滚
得遍体鳞伤，手指甲和脚趾甲也都磨掉了……她说到这里，就用她的粗糙的、长满老茧的双
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若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我们百万农奴哪里会有今天？”
今天，除了格桑卓嘎以外，我又结识了许多的藏族朋友，比如说：从民院毕业出去的人
大代表措姆，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潘多，歌唱家才旦卓玛，此外还有阿沛·阿旺晋美的夫人阿
沛·才旦卓嘎，现在我的日记本里还夹着她和我在韶山毛主席故居前的合影。
我的年纪和体力，都不允许我到西藏去了，但是这些年来，我的许多的中外的中、青年
朋友，都曾去过西藏，他们回来向我夸说这个世界屋脊上的高耸的雪山，纵横的江河，茂密
的森林，星罗棋布的湖泊……这些总使我向往。当我在电视和画刊上看到什么布达拉宫、林
卡、公主柳等等，尤其是读到种种关于西藏近况的报道，使我高兴地知道我们勤劳勇敢的藏
族同胞，正和入藏的各族同胞在一起，在这块宝地的山、林、湖、海上，开发着它的无尽的
宝藏。
最近在《人民文学》编辑部，读到杨星火同志写的《热田赋》，讲的是西藏人民正以热
泉般喷发的热力，开发这个离拉萨不远的热田……
从我的朋友们的谈话里，从书报刊物上，从电视广播里，大半世纪以前在我脑中还很模
糊的西藏，已经从“远在千里”，而“近在眼前”，它的山川愈来愈真切而美丽，它的人物
愈来愈生动而鲜明。
我希望《西藏文艺》的同志们，多多搜集和发表西藏本地的民间故事、剧本、歌曲；同
时也鼓励本地的青年人，多多抒写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感受和希望，让我们这些登不上这
块宝地的人们，也能享受到在西藏生活和旅行的人们所得到的一切。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
七日１９８０年我是怎样被推进儿童文学作家队伍里去的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约我为《我和儿童文学》写一篇文章，为了要弄清“儿童文学”这
个名词的概念，我有了一九四七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上面说：“以儿童为本位而组
织之文学也……儿歌、民歌、神话、童话、动植物故事、寓言、谜语皆属之。”我又查了一
九七九年九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上面说：“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各种体裁的
文学作品，包括童话、诗歌、戏剧、小说、故事等……”
对照这两段的儿童文学定义，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写过可以严格地称为儿童文学的作
品，即使勉强说是有的话，也是极少！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样地挤入或是被推进儿童文学作家的队伍里的！
半个世纪以前，我曾写过描写儿童的作品，如《离家的一年》、《寂寞》，但那是写儿
童的事情给大人看的，不是为儿童而写的。只有《寄小读者》，是写给儿童看的，那是在一
九二三年我赴美留学之前，答应我的弟弟们和他们的小朋友们，我会和他们常常通讯，当时
的《晨报》副刊正开辟“儿童世界”一栏，编辑先生要我把给孩子们写的信，在“儿童世
界”内发表，我答应了。《寄小读者》虽然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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