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江阴老家去。从江阴回来，就在我家举行了简单
的订婚仪式。
年假过后，一九二九年春，我们都回到燕大教学，我在课余还忙于婚后家庭的一切准
备。他呢，除了请木匠师傅在楼下他的书房的北墙，用木板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之
外，只忙于买几张半新的书橱，卡片柜和书桌等等，把我们新居的布置装饰和庭院栽花种
树，全都让我来管。
我们的婚礼是在燕大的临湖轩举行的，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是个星期六。婚礼十分简
单，客人只有燕大和清华两校的同事和同学，那天待客的蛋糕、咖啡和茶点，我记得只用去
三十四元！
新婚之夜是在京西大觉寺度过的。那间空屋子里，除了自己带去的两张帆布床之外，只
有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另一只脚是用碎砖垫起的。两天后我们又回来分居在各自的宿舍
里，因为新居没有盖好，学校也还没有放假。
暑假里我们回到上海和江阴省亲。他们为我们举办的婚宴，比我们在北京自己办的隆重
多了，亲友也多，我们把收来的许多红幛子，都交给我们两家的父母，作为将来亲友喜庆时
还礼之用。
朋友们都劝我们到杭州西湖去度蜜月，可是我们只住了一天就热坏了，夏天的西湖就像
蒸锅一般！那时刘放园表兄一家正在莫干山避暑，我们被邀到莫干山住了几天。文藻惦记着
秋后的教学，我惦念着新居的布置，在假满之前，匆匆地又回到了北京。关于这一段，我在
《第一次宴会》那篇小说里曾描写过。
上课后，文藻就心满意足地在他的书房里坐了下来，似乎从此就可以过一辈子的备课、
教学、研究的书呆子生活了。
一九三○年是我们两家多事之秋，我的母亲和文藻的父亲相继逝世。他的母亲就北上和
我们同住，我的父亲不久也退休回到北京来。这时我的二弟为杰已升入燕大，他的妹妹剑群
也入了燕大读家政系。他们都住在宿舍，却都常回来。我没有姐妹，文藻没有兄弟，这时双
方都觉得有了补偿。
这里不妨插进一件趣事。一九二三年我初到美国，花了五块美金，照了一两张相片，寄
回国来，以慰我父母想念之情。那张大点的相片，从我母亲逝世后文藻就向我父亲要来，放
在他的书桌上，我问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还只是一件摆设？”他笑说：“我当然
每天要看了。”有一天我趁他去上课，把一张影星阮玲玉的相片，换进相框里，过了几天，
他也没理会。后来还是我提醒他：“你看桌上的相片是谁的？”他看了才笑着把相片换了下
来，说：“你何必开这样的玩笑？”还有一次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上午，我们都在楼前赏
花，他母亲让我把他从书房里叫出来。他出来站在丁香树前目光茫然地又像应酬我似地问：
“这是什么花？”我忍笑回答：“这是香丁。”他点了点头说：“呵，香丁。”大家听了都
大笑起来。
婚后的几年，我仍在断断续续地教学，不过时间减少了。
一九三一年二月，我们的儿子吴平出世了。一九三五年五月我们又有了一个女儿——吴
冰。我尝到了做母亲的快乐和辛苦。我每天早晨在特制的可以折起的帆布高几上，给孩子洗
澡。我们的弟妹和学生们，都来看过，而文藻却从来没有上楼来分享我们的欢笑。
在燕大教学的将近十年的光阴，我们充分地享受了师生间亲切融洽的感情。我们不但有
各自的学生，也有共同的学生。我们不但有课内的接触，更多的是课外的谈话和来往。学生
们对我们倾吐了许多生活里的问题：婚姻，将来的专业等等，能帮上忙的，就都尽力而为，
文藻侧重的是选送学社会学的研究生出国深造的问题。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文藻休假
的一年，我同他到欧美转了一周。他在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到处寻师访友，安排了好
几个优秀学生的入学从师的问题。他在自传里提到说：“我对于哪一个学生，去哪一个国
家，哪一个学校，跟谁为师和吸收哪一派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大体上作了具体的、有针对
性的安排。”因此在这一年他仆仆于各国各大学之间的时候，我只是到处游山玩水，到了法
国，他要重到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学习“导师制”，我却自己在巴黎住了悠闲的一百天！一九
三七年六月底，我们取道西伯利亚回国，一个星期后，“七七事变”便爆发了！
七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二）
上次未完待续的稿是今年四月二十四日写的。七个月过去了，中间编辑同志曾多次来
催，就总是写不下去！“七七事变”以后几十年生活的回忆，总使我胆怯心酸，不能下笔—
—说起我和文藻，真是“隔行如隔山”，他整天在书房里埋头写些什么，和学生们滔滔不绝
地谈些什么，我都不知道。他那“顶天立地”的大书架撂着的满满的中外文的社会学、人类
学的书，也没有引起我去翻看的勇气。要评论他的学术和工作，还是应该看他的学生们写的
记述和悼念他的文章，以及他在一九八二年应《晋阳学刊》之约，发表在该刊第六期上的他
的《自传》，这篇将近九千字的自传里讲的是：他自有生以来，进的什么学校，读的什么功
课，从哪位教师受业，写的什么文章，交的什么朋友，然后是教的什么课程，培养的哪些学
生……提到我的地方，只有两处：我们何时相识，何时结婚，短短的几句！至于儿女们的出
生年月和名字，竟是只字不提。怪不得他的学生写悼念他的文章里，都说：“吴老曾感慨地
说‘我花在培养学生身上的精力和心思，比花在我自己儿女身上的多多了’。”
我不能请读者都去看他的《自传》，但也应该用他《自传》里的话，来总括他在“七七
事变”前在燕大将近十年的工作：（一）是讲课，用他学生的话说是“建立‘适合我国国
情’的社会学教学和科研体系，使‘中国式的社会学’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上。”（二）是
培养专业人才，请进外国的专家来讲学和指导研究生，派出优秀的研究生去各国留学。
（“请进来”和“派出去”的专家和学生的名字和国籍只能从略。）（三）是提倡社区
研究。“用同一区位的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会研究。”我只
知道那时有好几位常来我家讨论的学生，曾分头到全国各地去做这种工作，现在这几位都是
知名的学者和教授，在这里我不敢借他们的盛名来增光我的篇幅！但我深深地体会到文藻那
些年的“茫然的目光”和“一股傻气”的后面，隐藏了多少的“精力和心思”！这里不妨再
插进一首嘲笑他的宝塔诗，是我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老先生凑成的。上面的七句是：马香
丁羽毛纱样样都差傻姑爷到家说起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
“马”和“羽毛纱”的笑话是抗战前在北京，有一天我们同到城里去看望我父亲，我让
他上街去给孩子买“萨其玛”
（一种点心），孩子不会说萨其玛，一般只说“马”。因此他到了铺子里，也只会说买
“马”。还有我要送我父亲一件双丝葛的夹袍面子。他到了“稻香村”点心店和“东升祥”
布店，这两件东西的名字都说不出来。亏得那两间店铺的售货员，和我家都熟，打电话来
问。“东升祥”的店员问：“您要买一丈多的羽毛纱做什么？”我们都大笑起来，我就说：
“他真是个傻姑爷！”父亲笑了说：“这傻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我也只好认了。抗战
后我们到了云南，梅校长夫妇到我呈贡家里来度周末，我把这一腔怨气写成宝塔诗发泄在清
华身上。梅校长笑着接写下面两句：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当时在座的清华同学都笑得很得意，我又只好认我的“作法自毙”。
回来再说些正经的吧，“七七事变”后这一年，北大和清华都南迁了，燕大因为是美国
教会办的，那时还不受干扰。但我们觉得在北平一刻也呆不下去了，同时，文藻已经同大后
方的云南大学联系好了，用英庚款在云大设置了社会人类学讲座，由他去教学。那时只因为
我怀着小女儿吴青，她要十一月才出世，燕大方面也苦留我们再呆一年。这一年中，我们只
准备离开的一切——这一段我在《丢不掉的珍宝》一文中，写得很详细。
一九三八年秋，我们才取海道由天津经上海，把文藻的母亲送到他的妹妹处，然后经香
港从安南（当时的越南）的海防坐小火车到了云南的昆明。这一路，旅途的困顿曲折，心绪
的恶劣悲愤，就不能细说了。记得到达昆明旅店的那夜，我们都累得抬不起头来，我怀抱里
的不过八个月的小女儿吴青忽然咯咯地拍掌笑了起来，我们才抬起倦眼惊喜地看到座边圆桌
上摆的那一大盆猩红的杜鹃花！
用文藻自己的话说：“自一九三八年离开燕京大学，直到一九五一年从日本回国，我的
生活一直处在战时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他到了云南大学，又建立起了社会学系并担任了系主任，同年又受了北京燕大的委托，
成立了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我们在昆明城内住了不久，又有日机轰炸，
就带着孩子们迁到郊外的呈贡，住在“华氏墓庐”，我把这座祠堂式的房子改名为“默
庐”，我在一九四○年二月为香港《大公报》（应杨刚之约）写的《默庐试笔》中写得很详
细。
从此，文藻就和我们分住了。他每到周末，就从城里骑马回家，还往往带着几位西南联
大的没带家眷的朋友，如称为“三剑客”的罗常培、郑天翔和杨振声。这些苦中作乐的情
况，我在为罗常培先生写《蜀道难》序中，也都描述过了。
一九四○年底，因英庚款讲座受到干扰，不能继续，同时在重庆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工作
的清华同学，又劝他到委员会里当参事，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并提出意
见。于是我们一家又搬到重庆去了。
到了重庆，文藻仍寄居在城内的朋友家里，我和孩子们住在郊外的歌乐山，那里有一所
没有围墙的土屋，是用我们卖书的六千元买来的。我把它叫做“潜庐”，关于这座土屋和门
前风景，我在《力构小窗随笔》中也说过了。
我记得一九四二年春，文藻得了很重的肺炎，我陪他在山下的“中央医院”也就是“上
海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他受到内科钱德主任的精心医治，据钱主任说肺
炎一般在一星期内外，必有一个转折期，那时才知凶吉。
但是文藻那时的高烧一直延长到十三天！有一天早上，护士试过了他的脉搏，惊惶而悄
悄地来告诉我说：“他的脉搏只有三十六下了。”急得我赶紧跑到医院后面的宿舍里去找王
鹏万大夫夫妇——他的爱人张女士是我的同学——那时我只觉得双腿发软，连一座小小的山
坡都走不上去！等我和王大夫夫妇回到病房来时，看见文藻身上的被子已被掀过来了，床边
站满了大夫和护士，我想他一定“完”了！回头看见窗前桌上放着两碗刚送来的早餐热粥，
我端起碗来一口气都喝了下去。我觉得这以后我要办的事多得很，没有一点力气是不行的。
谁知道再一回头看到文藻翻了一个身，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迸出一身冷汗。大夫们都高兴地
又把被子给他盖上，说：
“这转折点终于来了！”又都回头对我笑说，“好了，您不用难过了……”我擦着脸上
的汗说：“你们辛苦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什么都慢！”
我的身心交瘁的一个多月过去了，却又忙着把他搬回山上来，那时没有公费医疗，多住
一天，就得多付一天的住院费，我这个以“社会贤达”的名义被塞进”参政会”的参政员，
每月的“工资”也只是一担白米。回家后还是亏了一位文藻的做买卖的亲戚，送来一只鸡和
两只广柑，作为病后的补品，偏偏我在一杯广柑汁内，误加了白盐，我又舍不得倒掉，便自
己仰脖喝了下去！
回家后，大女儿吴冰向我诉苦，说五月一日是她的生日，富奶奶（关于这位高尚的人，
我将另有文章记述）只给她吃一个上面插着一支小蜡烛的馒头。这时文藻躺在家里床上，看
到爬到他枕边的、穿着一身浅黄色衣裙，发上结着一条大黄缎带的小女儿吴青（这也是富奶
奶给她打扮的），脸上却漾出了病后从未有过的一丝微笑！
文藻不是一个能够安心养病的人。一九四三年初，他就参加了“中国访问印度教育代表
团”去过印度，着重考察了印度的民族和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问题。同年的六月，他又
参加了“西北建设考察团”，担任以新疆民族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调查。一九四四年底，他
又参加了去到美国的“战时太平洋学会”，讨论各盟国战后对日处理方案。会后他又访问了
哈佛，耶鲁，芝加哥，普林斯顿各大学的研究中心，去了解他们战时和战后的研究计划和动
态，他得到的收获就是了解到“行为科学”的研究已从“社会关系学”发展到了以社会学、
人类学、社会心理学三门结合的研究。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夜，我们在歌乐山上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那时在“中央大学”和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我们的甥女和表侄女们，都高兴得热泪纵
横。我们都恨不得一时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时的交通工具十分拥挤，直到一九四五年底我
们才回到了南京。正在我们作北上继续教学的决定时，一九四六年初，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
明将军受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他约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
代表顾问。文藻正想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重建情况和形势，他想把整个日本作为一个大的社
会现场来考察、做专题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宪法、日本新政党、财阀解体、工人运
动等等，在中日邦交没有恢复，没有友好往来之前，趁这机会去日，倒是一个方便，但他只
作一年打算。因此当他和朱世明将军到日本去的时候，我自己将两个大些的孩子吴平和吴冰
送回北京就学，住在我的大弟妇家里；我自己带着小女儿吴青暂住在南京亲戚家里，这一段
事我都写在一九四六年十月的《无家乐》那一篇文章里，当年的十一月，文藻又回来接我带
着小女儿到了东京。
现在回想起来，在东京的一段时间，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文藻利用一切机会，
同美国来日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同行人士多有接触。我自己
也接触了当年在美留学时的日本同学和一些妇女界人士，不但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当时日本社
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时也深入地体会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也是一
个地下共产党员。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国内有了联系。文藻有个很
“不好”的习惯，就是每当买来一本新书，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代表团里本来
有许多台湾特务系统，如军统、中统等据说有五个之多。他们听说政治组同人每晚以在吴家
打桥牌为名，共同研讨毛泽东著作，便有人在一天趁文藻上班，溜到我们住处，从文藻的书
架上取走一本《论持久战》。
等到我知道了从卧室出来时，他已走远了。
我们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横滨领事，对共产主义同情的，被召回台湾即被枪毙
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团继续留任。一九五○年他向团长提出辞职。但离职后仍不能回
国，因为我们持有的是台湾政府的护照，这时华人能在日本居留的，只有记者和商人。我们
没有经商的资本，就通过朱世明将军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关系，取得了《星槟日
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停留了一年，这时美国的耶鲁大学聘请文藻到该校任教，我们把赴
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我们即刻离开了日本，不是向东，而是向西
到了香港，由香港回到了祖国！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当年我送回北平学习的儿女，因为我们在日本的时期延长了，便也
先后到了日本。儿子吴平进了东京的美国学校，高中毕业后，我们的美国朋友都劝我们把他
送到美国去进大学，他自己和我们都不赞成到美国去。便以到香港大学进修为名，头了一张
到香港而经塘沽的船票。他把我们给国内的一封信缝在裤腰里，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回
到北京。由联系方面把他送进了北大，因为他选的是建筑系，以后又转入清华大学——文藻
的母校。他回到北京和我们通信时，仍由香港方面转。因此我们一回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
人来接，我们从海道先到了广州。
回国后的兴奋自不必说！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之间，文藻都在学习，为接受新工作
做准备。中间周总理曾召见我们一次，这段事我在一九七六年写的《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
总理》一文中叙述过。
一九五三年十月，文藻被正式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和其他的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等，都被扬弃了竟达三十年之久。文
藻这时是致力于研究国内少数民族情况。他担任了这个研究室和历史系“民族志”研究室的
主任。他极力主张“民族学中国化”，“把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
研究，让民族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这段详细的情况，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
六年第二期，金天明和龙平平同志的《论吴文藻的“民族学中国化”的思想》一文中，都讲
得很透彻，我这个外行人，就不必多说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文藻被错划为右派。这件意外的灾难，对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
因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在让他写检查材料时，他十分认真地苦苦
地挖他的这种思想，写了许多张纸！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
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
来反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他好
好地“挖”，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他心里就更乱了。
正在这时，周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把我召到中南海西花厅，那所简朴的房子里。他
们当然不能说什么，也只十分诚恳地让我帮他好好地改造，说“这时最能帮助他的人，只能
是他最亲近的人了……”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我的一腔冤愤就都倾吐了出
来！我说：“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网右派，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但决没有‘反党反
社会主义’的思想！”我回来后向文藻说了总理夫妇极其委婉地让他好好改造。他在自传里
说“当时心里还是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一九五九年十二
月，文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一九七九年又被把错划予以改正。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看到一九五七年，在他以前和以后几乎所有的社会学者都被划成右
派分子，在他以后，还有许许多多我平日所敬佩的各界的知名人士，也都被划为右派，这其
中还有许多年轻人和大学生。我心里一天比一天地坦然了。
原来被划为右派，在明眼人的心中，并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
文藻被划为右派后，接到了撤销研究室主任的处分，并被剥夺了教书权，送社会主义学
院学习。一九五九年以后，文藻基本上是从事内部文字工作，他的著作大部分没有发表，发
表了也不署名，例如从一九五九到一九六六年期间与费孝通（他已先被划为右派！）共同校
订少数民族史志“三套丛书”，为中宣部提供西方社会学新出名著，为《辞海》第一版民族
类词目撰写释文等，多次为外交部交办的边界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并参与了校订英文汉译
的社会学名著工作。他还与费孝通共同搜集有关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民族情况
的英文参考资料等，十年动乱中这些资料都散失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了，我和他一样靠边站，住牛棚，那时我们一家八口（我们的
三个子女和他们的配偶）分散在八个地方，如今单说文藻的遭遇。他在一九六九年冬到京郊
石棉厂劳动，一九七○年夏又转到湖北沙洋民族学院的干校。这时我从作协的湖北咸宁的干
校，被调到沙洋的民族学院的干校来。久别重逢后不久又从分住的集体宿舍搬到单间宿舍，
我们都十分喜幸快慰！实话说，经过反右期间的惊涛骇浪之后，到了十年浩劫，连国家主
席、开国元勋，都不能幸免，像我们这些“臭老九”，没有家破人亡，就是万幸了，又因为
和民院相熟的同人们在一起劳动，无论做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如种棉花，从在瓦罐里下种
选芽，直到在棉田里摘花为止，我们学到了许多技术，也流了不少汗水。湖北夏天，骄阳似
火，当棉花秆子高与人齐的时候，我们在密集闭塞的棉秆中间摘花，浑身上下都被热汗浸透
了，在出了棉田回到干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阳晒干了。这时我们都体会到古诗中的“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句中的甘苦，我们身上穿的一丝一缕，也都是辛苦劳动的果实呵！
一九七一年八月，因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将有访华之行，文藻和我以及费孝通、邝平章等
八人，先被从沙洋干校调回北京民族学院，成立了研究部的编译室。我们共同翻译校订了尼
克松的《六次危机》的下半部分。接着又翻译了美国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
最后又合译了英国大文豪韦尔斯著的《世界史纲》，这是一部以文论史的“生物和人类的简
明史”的大作！那时中国作家协会还没有恢复，我很高兴地参加了这本巨著的翻译工作，从
攻读原文和参考书籍里，我得到了不少学问和知识。那几年我们的翻译工作，是十年动乱的
岁月中，最宁静、最惬意的日子！我们都在民院研究室的三楼上，伏案疾书，我和文藻的书
桌是相对的，其余的人都在我们的隔壁或旁边。文藻和我每天早起八点到办公室，十二时回
家午饭，饭后二时又回到办公室，下午六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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